為控制地方政府債務問題蔓延，決策層已采取多項控制措施。比如，允許融資平臺貸款經批準展期一次；上海、浙江、廣東、深圳4地獲國務院批準開展地方政府自行發債試點，同時，財政部發布了《2011年地方政府自行發債試點辦法》。此舉可理解為解決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的又一制度性建設，雖不能藥到病除，但畢竟是可喜進步。
2008年以來，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快速累積，杠桿率快速提高。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在企業和家庭減少開支的情況下，政府主動采取逆周期政策，主動提高杠桿率，本無可厚非。但中國地方政府債務的問題不是簡單的負債，而是過度負債。中央政府在2008年推出的4萬億刺激政策中，就需地方政府配套1.2萬億資金，從審計情況看，地方政府負債自2008年以來增加了5萬多億元，甚至超過了刺激政策總規模。
綜合分析本輪中國地方政府債務的演進狀況，我們認為，本輪地方政府債務問題以債務延期、經濟溫和增長和全面資產負債表膨脹方式解決的概率較高，而以通脹失控、經濟硬著陸和危機方式終結的風險比較小。
本輪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問題解決，應采取措施，標本兼治。從治標之方來看，首要問題是控制通貨膨脹。應明確一點，償還地方政府債務絕不是依靠政府所投資項目本身的收益，否則這個項目本身就是直接與民爭利。地方政府的償債能力需要通過改善總供給，推動較快的名義經濟增長速度和政府收入或者說綜合財力增長速度來加以保障。
其次，規范地方政府行為。一方面，規范地方政府融資行為，抑制地方債務進一步的增長，降低地方政府債務的累積風險。從實踐看，這方面的措施比較有效，地方政府債務余額增速明顯下降；另一方面，還要規范地方政府還債行為。本著“誰家孩子誰抱走”的原則，明確還債責任。不按規則負責還債的地方會受到比較嚴厲的“懲罰”。
第三，銀行貸款展期。鑒于經過審計大多數地方政府債務確實用于基礎設施等民生建設，中央政府會承認這些債務的合法性。同時，因地方政府平臺公司為減少利息負擔，多采用“短貸長投”的方法，借入一年期貸款做長期投資使用。為避免平臺公司短期貸款集中到期違約，基本的做法是：債務合法化，短期貸款展期為長期貸款，但明確加上每半年一次還本付息的緊箍咒。與銀行債務展期性質相近的解決措施還包括允許地方政府發行更多的地方政府債券，甚至是境外人民幣債券。但目前看，在國內買債的主體可能還是銀行，此舉只是在銀行資產負債表內部的變化，但期限可能因此延長。有鑒于此，我們認為決策層允許上海、浙江、廣東、深圳4地開展地方政府自行發債試點是可喜的制度性創新和進步，但當前并非救治方案中的關鍵。
從治本之策來看，從根本上解決地方政府債務問題，遏制地方政府的過度負債沖動需要體制改革。本輪改革的內容包括：首先，改變現行體制對地方官員片面追求經濟增長的激勵，使地方政府由經濟增長型政府轉變為公共服務型政府；其次，推行財政體制改革，明確一級政權有一級事權。該級政府該做什么，財政上的支出責任有哪些，做到不重不漏。擁有與事權匹配的一級財權，為事權提供財政基礎。一級政府通過編制一級預算確定收支來源及用途，經人大審批，并接受監督，接受績效考核和問責。一級政府擁有一級產權并據此建立舉債權，但要納入預算管理。當然，中國的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無法再“摸著石頭過河”，推進的難度可想而知。究竟是采取自上而下主動式的改革，還是采取舊模式無以為繼爆發危機被動式的改革，尚不得而知。
應該說，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問題以債務危機和系統性金融風險方式終結的概率較小，但“中國病”的治療還是不可避免會有后遺癥。
中央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空間可能受到限制，特別是貨幣政策。為控制通脹，需要采取收緊的貨幣政策；但顧及地方政府的債務可持續和還本付息負擔又不能過緊，特別是不能簡單提高貸款利率。于是，折中的方式就是采取以穩定貨幣供應數量和信貸占GDP比為主的改進的貨幣主義政策。
地方債問題不可避免對私人消費和投資產生擠出效應。具體表現在：通過擠占貸款額度擠出投資和消費。為控制通貨膨脹，央行不得不重新祭起信貸規模控制的手段，但地方政府貸款中的相當部分是不能違約只能展期的，所以會通過銀行的信貸配給擠出企業投資和家庭消費；推高名義利率。地方政府的過度負債和開支推高通脹和名義利率，增加借貸成本，對投資和消費產生擠出效應；加重家庭和企業的納稅負擔。政府的國內債務是“自己欠自己”，最終不論是地方政府自行還貸還是中央財政救助，“羊毛出在羊身上”，還債的始終是納稅人。地方政府目前欠債越多，未來家庭和企業納稅負擔越重。
地方債不斷出現負面消息對資本市場造成沖擊。政府債務問題本來就難以快速解決，俄羅斯和巴西債務問題的解決從爆發開始到解決都需要3-5年。而且與發達國家的國債相比，中國地方政府債務涉及更復雜的利益博弈，信息更加不透明，加之銀行貸款這種債務形式所具有的強外部性，要較其他國家更為復雜。可以預計，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同樣難以一了百了，會持續對資本市場帶來負面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