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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在首次審議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據新華社的報道，本次修訂的亮點之一是，解決民事案件“立案難”的問題，將考慮引入立案登記制度。記者采訪的北京大學法學院某教授稱：“現在老百姓去法院打官司，法院如果不受理，只是做個口頭告知，當事人就算不服也很難上訴，從而引發出很多矛盾。對此，此次民訴法修改將明確規定法院必須依法立案，對不符合起訴條件而不立案的，也要作出裁定書。當事人如不服，可以提出上訴。”（《東方早報》10月25日）
報道中提到的“不立案也發裁定書”，其實只是現行法律的規定，而且是執行相當不到位的規定。
《民事訴訟法》規定法院受理民事起訴，只需要做“形式審查”，即起訴只需滿足第108條規定的4個條件：原告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有明確的被告；有具體的訴訟請求和事實、理由；屬于法院受理民事訴訟的范圍和受訴法院管轄。第112條規定：法院收到起訴狀，經審查，認為符合起訴條件的，應當在七日內立案；認為不符合起訴條件的，應當在七日內“裁定”不予受理；原告對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訴。
但令人遺憾的是，實踐中，不少法院對滿足起訴要件的案件往往就是不受理；甚至不按《民事訴訟法》的規定發“裁定書”告知不予受理，而是發個通知，乃至口頭通知。更糟糕的是，如果起訴人向上級法院上訴，上級法院往往反過來要求起訴人提供下級法院不予受理的“裁定書”。
在律師界，應對“立案難”只能各顯神通：資深律師可能亮出人大代表、行風監督員的身份“敲山震虎”；有的律師會直接投訴；有的則讓當事人去“信訪”，拿著信訪回執再去起訴……
“立案難”的原因，司法界早有討論——淺層次的是個別法官的法學素養差，比如有的立案庭以過了訴訟時效為由，拒絕立案；其實是否過了訴訟時效，應該由法庭在審理時確認。有的法院對土地承包、勞動爭議、企業轉制等“敏感”案子，退避三舍。有的是聽了“將令”的，有人甚至拿著省人大信訪辦開具的介紹信去起訴，但就是立不了案。
還有就是法院系統內部一些不合理的“考核”，影響了案件的正常受理。比如去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正式提出：最高法院取消傳統的“結案率統計法”。因為此前一些地方法院為了追求高“年終結案率”，往往歲尾就不受理案件。
此外，近期各地法院搞了“立案庭調解”，或者叫“訴前調解”制度。法院主動參與調解，以柔性的調解代替剛性的審判，這本身是一種有益的探索。但在一些地方變了味，比如某地級市的法院就在宣傳當地“立案數降低三成”的成績。當“調解率”異化為“立案率下降”，乃至“不立案率高”，這就值得警惕了，因為“立案難”反而成了政績。
民事訴訟是社會矛盾平和的解決機制，通暢的訴訟渠道，是社會的減壓閥。既然公民選擇起訴，那就說明他相信法律，相信既有的社會機制。所以解決“立案難”，保障訴權的正常行使，意義重大。公民期待新民事訴訟法，在現有法律基礎上有大的進步，切實保障訴權；對個別法院違法不受理案件，形成嚴格制約，追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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