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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民眾反對新一輪全面緊縮法案的大罷工再次激起了世人的復雜情感。雖然希臘國會最終通過了緊縮法案，獲得了下一筆國際援助資金，避免了國家破產，但民眾對削減薪水和提高稅收等措施表達了普遍而強烈的不滿。其實何止希臘，法國、西班牙、葡萄牙、德國、意大利等國的民眾，都為反對削減支出和提高退休年齡等財政緊縮措施而爆發了多次規模不等的抗議。在亞洲、非洲等地的人們看來，歐洲人實在是被“慣壞”了，長年的高福利生活，讓他們在遭遇了社會經濟的挑戰時，變得無法忍受。
越來越多的人相信，正是這些歐洲國家的高福利制度，導致了歐洲債務危機。更有人認為，長期以來過度的福利政策透支了現代國家應有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嚴重挑戰了歐洲福利國家的社會制度，甚至讓這些國家難以為繼。事實似乎支持了這些觀點。確實，隨著歐洲福利國家的繁榮，公共部門的膨脹使得支出驟增，老齡化社會的到來，更讓政府財政越來越不堪重負。
《貝弗里奇報告》主張的社會福利“3U”思想，即普享性原則（Universality）、統一性原則（Unity）、均一性原則（Uniformity），對戰后福利社會建設產生了深遠影響，肇始于此的體系龐大、名目繁多的各種福利補助給福利國家政府帶來了巨大壓力。同時，福利國家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產業空心化、勞動生產率增長放緩、失業率升高、國家競爭力減弱等勢態，似乎與福利制度本身息息相關。
然而，將債務危機歸咎于歐洲人的高福利，并非科學邏輯。就以希臘為例，當初發行巨額政府債券，更多是為了加入歐元區。千萬不可忽略的是，歐債危機與2008年以來的國際金融危機密不可分。正是那場國際金融危機導致了經濟增長放緩，財政收入大幅降低，同時為拯救經濟，各國實施了大規模的刺激措施，財政支出飆升，政府赤字進而大增，債務問題浮出水面。或者說，是在經濟脫離軌道的情況下，債務問題才成為問題。更進一步說，歐債危機的根本原因，是歐元區貨幣、財政兩大體系的不兼容，而高負債國家并非必然發生債務危機。因此，追究歐債危機的根源，高福利的社會制度并非理想的答案，如今部分歐洲國家削減高福利，僅僅是為了獲取國際援助資金的權宜之計，并非對癥下藥的治本之策。
因此，歐債危機并不意味著高福利社會制度走到了盡頭，或許反而會成為歐洲諸國進一步改進和強化福利制度的轉機。從福利國家的起源看，一百多年前工業化進程的迅猛發展帶來了社會階層的矛盾沖突以及民眾對經濟社會發展不確定性的擔憂，政府為緩和不斷擴大的不平等和社會不滿，出臺了一系列福利政策。二戰后，隨著勞工生活水平的提高，這些歐洲國家的福利制度得到了進一步鞏固。特別最近三四十年來，福利制度被視為控制人工成本來展開國際競爭的籌碼或者就業補貼而深受雇主的歡迎。未來歐洲福利國家的發展，其核心目標之一仍是協調階層矛盾，而隨著更多國家經濟社會治理的日漸成熟，以及民主化進程的加快，福利國家形態代表未來國家形態發展的總體趨勢愈加突出。
此外，未來福利國家的發展還有其自身的動力機制。效率工資為公眾提供了高于其他國家的一般福利水平，這對公眾具有不可估量的激勵作用。總體上看，民主化和權力制衡帶來了廉潔高效的政府，而在這樣的環境下，高稅收帶來高福利的治理模式，也更易得到民眾的理解與支持，而且廉潔高效的政府又帶來了富有活力的私營經濟部門。高福利提供普遍的社會保障，民眾的預防性儲蓄會減少而更傾向于消費，而這又是經濟活力源泉之一。歐洲的政治家們越來越清楚，執政地位與福利問題關系密切，高福利承諾是爭奪選票的最強有力工具，這無疑會強化福利國家的治理。此外，上百年社會福利制度所形成的路徑依賴，將對福利國家的發展產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因此，福利國家遭遇了嚴峻挑戰，卻并不會難以為繼，但需要反思和調整。目前許多歐洲福利國家試圖從量化寬松政策和國際社會的大規模救援中沖出重圍，但那些只能算是短期策略。世人當會看到，希臘的債務償付能力并不會因國際社會的巨額救助和削減福利、強化緊縮而得到根本性的提升。這些福利國家債務問題的最終解決，需要從經濟增長等結構性難題出發，增強經濟活力，增加財政收入。畢竟，福利國家的可持續發展，理應建立在財政可持續的基礎之上，而且其制度和政策措施應隨經濟狀況而變，使其隨時發揮正面效用。一個成熟的福利制度，要能夠有效幫助弱勢群體渡過難關，促進社會公平，抵制不勞而獲的道德風險，鼓勵積極工作與自由競爭，促進技術創新和生產力的提高。
可以預見，憑借其制度傳統、政策取向、經濟修復與動力機制，歐債危機之后，歐洲國家的福利制度或許會增添新的內容，體系會更龐大，但不會有根本性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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