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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融資困難是今年以來媒體關注的熱點。這本來是一個長期性老大難問題，為什么現在人們如此關心這一問題呢？我以為不少人主要是拿此說事，歸納起來，不外乎有兩種目的或兩種動機。
一種是用來批評金融危機以來我國的調控政策，它導致民營企業、民營經濟發展環境惡化，提醒政府要保護民企，給民企更多的生存空間，促進其發展。另一種是想說今年以來的宏觀調控政策過緊，要趕快救市，必須結構性的或全面性的放松貨幣政策，否則，我國經濟將出現“硬著陸”。
就溫州等地中小企業融資問題我接受過許多媒體的采訪，發現真正關注第一個問題的人較少，而更多的是關注第二個問題。大多人的基本判斷是當前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特別是在民營經濟發達的浙江溫州地區、廣東的一些地方，大量民企因出現金融困難而倒閑，其主要的原因就是今年以來的宏觀調控政策過緊。
我非常不同意這樣的判斷，通過我的觀察，我發現利率過低是導致民企融資困難、民企創新不足的主要原因。為說明我的這一觀點，我們首先要對導致我國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原因做一個全面分析，做不帶任何目的性的純客觀分析，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導致我國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原因不外乎有三層原因。第一層原因是長期性宏觀經濟政策導向，第二層原因是金融體制問題，第三層是當期宏觀調控政策的影響。
我國長期性宏觀經濟政策取向是不利于中小企業融資的，主要問題是宏觀經濟政策采取增長優先導向，而不是就業優先導向。有人說增長優先就是就業優先，我們保增長就是保就業，這看起來是有道理的，實際上兩者矛盾沖突非常大。
在重化工業階段及增長主要是靠投資而不是消費的環境下，保增長一般是保投資，而現在的高投資增長創造的就業卻較低，增長優先就是投資優先、大項目優先、大企業優先。
而就業優先的宏觀經濟政策完全不同，保增長是“適度”的保，主要是保就業的穩定，而就業的主渠道是中小企業，是服務業，是民營企業。因此，在全球金融危機環境下，更多的是要鼓勵、支持中小企業、民企、服務業的發展。
所以，在這種長期增長優先政策導向下，特別是在重化工業階段，我國民企因為難以向重化工業延伸或升級，其融資變得比以前更加困難。
第二個原因即金融體制問題。由于中小企業效率較低、信用不足、抗風險能力弱等原因，各國的金融機構從成本、風險、收益等考慮，都更偏向于給大型企業融資，導致中小企業融資不足。
但像日本卻通過政府成立的政策性金融機構加以支持，而使這一問題得到了較好的解決。美國則是通過銀行業的充分競爭來實現，美國有幾千家銀行，這些銀行在長期的發展中形成明顯的分工，有的偏向給大企業融資，有的則偏向于為中小企業融資。同時，在美國，中小企業融資的渠道也非常多，因此，他們都較好地解決了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
而我國，則缺乏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來支持中小企業的融資。中小企業發展在融資上有天然的劣勢。在重化工業化階段，如何不予以特別的體制或政策安排，融資問題會越來越突出。現在全國各地成立了大大小小數量很多的商業銀行，但他們與國有大企業在提供貸款和其他金融服務上完全同構，沒有分工。
如民生銀行成立之初說主要是為中小企業開展融資服務，但他早都變了，為大客戶服務才是他們的宗旨。巨大的存貸款利率差（金融過度管制的結果）和房地產融資的高回報使全國的各類銀行日子非常好過。因之，無法形成金融的分工，中小企業融資主要靠民間借貸完成，正常的金融機構不愿介入。
應該從兩方面來解決這一問題：一是學日本，政府成立中小企業政策性銀行，同時，允許民間貸款、擔保機構的發展；二是通過利率市場化縮小銀行業的存貸款利率差（壟斷利潤的來源），促進銀行業的競爭。
第三層的原因是本文分析的重點。我們同意：當前中小企業十分困難是由于近期宏觀經濟政策引發的。但我們分析的原因與當前時下流行的觀點完全不同。他們認為是金融政策過緊導致的，我們認為是金融政策扭曲導致的。
首先，我們要回答一個問題，今年的金融貨幣政策是緊縮型的嗎？相對于前兩年金融貨幣收縮是收緊的，這是沒有異議的。但“收緊”并不等于金融貨幣政策處于“緊縮狀態”，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現在許多人分析這一問題時明顯忽視這兩者的不同。
前兩年我國的貨幣政策太寬松了，適當收縮是必然的選擇，但收縮所達到的狀態不一定是“緊縮狀態”。我以為，盡管貨幣政策是向穩健調整，但仍屬于“適度寬松”的范圍。
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如何定義呢？我可以給出一個數量標準，貨幣供應量（M1、M2）及貸款的增長率在15%至18%之間為適度寬松的范圍，18%至25%是寬松，25%以上為極度寬松，12%至15%才是中性或穩健的貨幣政策，12%以下才是緊縮。
按這個標準，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一是從改革開放30年來的經濟運行情況看，我國90%的年份都是采取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很少采取中性以下的貨幣政策，緊縮的貨幣政策一般持續時間很短。
二是2009年（嚴格地說是從2008年四季度開始）至2010年，我國的貨幣政策是寬松型的，而根本不是適度寬松型的，2009年是極度寬松，M1、M2和貨款的增長率均在27%以上，2010年則屬于寬松型，M1、M2和貸款增長率均超過18%。
三是今年計劃的M2增長達16%及貸款新增量在7-8萬億（增長也超過15%）都顯示我國現在的貨幣政策在總量上并不緊，而是相對較松。而從利率方面來衡量，我們維持負利率水平達到一年以來（主要是今年），利率政策長期為負，而且是一個巨大的負值，怎么能說貨幣政策是“緊縮”的呢？
關鍵的問題就是利率政策的扭曲。正是低利率政策導致中小企業融資異常困難。在信貸規模既定的情況下（新增貸款7至8萬億元，這一規模足夠維持當下GDP增長9-10%），當利率嚴重偏低（貨幣政策調控只調存款準備金率而有意壓低存貸款利率，使實際利率長期維持在-2至-3%之間，目的是為促進投資和房地產增長）時，新增的7-8億貸款不夠花。
在一個很大的負利率下，企業對資金貸款的需求被無限放大。貸款總量好比一個“池子”，由于存貸款利率過低意味著貸款將占大便宜，池子里的“水”全被大企業、國企（包括房地產商，今年以來房地產企業的資金來源仍保持20%左右的增長，很充足，房價怎么可能跌呢）吸光，中小企業通過正常的渠道無法得到一分貸款。
而在往常，由于利率接近市場均衡利率（實際利率為零或小的正值），這池水并沒用完，還剩下2-3成，可供中小企業使用。即在人為把利率人壓得過低（負利率值很高）的情況下，中小企業融資在兩方面“斷流”。一方面，正常貸款“水”被取光，低成本的貸款一分也得不到。
另一方面，因為少了20-30%的正常貸款渠，大量的中小企業只好將貸款需求向民間借貸轉移，于是導致民間借貸成本大幅上升。在正常情況下，管方貸款利率為6-7%，民間貸款利率為15%左右，而此時，民間借貸利率卻陡升到30%以上，結果，中小企業不是貸不到款，而是貸款成本過高而不敢貸、不能貸（風險太高）。
結論很清楚，升息過慢（頻率小、幅度小，保持實際利率為正應是利率調控的主要參考因素），人為地把利率壓低，才是導致當前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主要原因。放松貨幣政策，如增加貸款規模、降低存款準備金率無法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而降低利率、繼續延續升息上升更是南轅北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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