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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卡恩涉嫌性侵美國酒店服務員迪亞洛一案，不管在美國還是在法國，其刑事部分已經結束。僅從結果看，顯然是個錯案，對卡恩的指控，還未到法院審判階段，在檢察官這里就撤銷了。
就卡恩本人來說，他遭遇的損失是驚人的。首先他丟掉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的位子，其次在道義和時間上失去了參選法國總統的可能性，再次是由此案牽出的其他案子（包括法國女作家巴農在法國控告他），使他身雖未敗，名卻已裂，正所謂一錯百錯。
然而，面對這樣一個“錯案”，卡恩本人卻只能自認倒霉，幾乎不能得到任何形式的賠償或補償，甚至連得到一句道歉都很難。究其原因，在于對他的偵查、羈押、起訴和保釋等程序，均完全依法進行。換言之，案子雖錯，卻不能歸責于任何人。
一開始，紐約時間5月16日下午，當卡恩離開索菲特酒店前往肯尼迪國際機場，準備登機回巴黎時被警方逮捕，是因為警方接到了索菲特酒店服務員迪亞洛的報警，稱其遭受了卡恩的暴力性侵害。由于迪亞洛提交了基本的指控證據，而卡恩又即將脫離美國司法主權的管轄范圍，如果不立即采取措施，警察將面臨失職的指控。因此，卡恩被從即將起飛的航班上逮捕，送往紐約東河上的雷克島監獄羈押。
卡恩雖然被逮捕，依然有權立即提出保釋申請，警察有義務在24小時內將案子呈送法官，由法官決定是否繼續羈押。如果沒有羈押的必要，法官會在聽取控辯雙方的意見后，裁定保釋的條件。卡恩被捕后第二天，保釋申請被駁回，理由是DNA鑒定已經證實迪亞洛提交的精液屬于卡恩，加上卡恩本人是法國國籍，不能保證他會隨傳隨到。當然，法官也不能不聯想到，三十多年前著名導演波蘭斯基的案子，正是由于涉案人潛逃而實際上不了了之。
總之，依照當時的證據和法官的判斷，卡恩必須繼續被羈押。然而，隨著調查的深入，警方開始懷疑報案人的身份、意圖和動機，因為背景調查顯示，迪亞洛曾在她的老家肯尼亞有過偽報遭到強奸的歷史。同時，卡恩對自己的精液留在迪亞洛處也有可信的解釋，他始終承認與迪亞洛發生過性行為，只是否認有強迫行為。于是，在繳納巨額保釋金后，卡恩獲準離開監獄，獲得保釋。
接著，警方在一系列細節問題上發現迪亞洛不誠實，而卡恩的表述更為可信。在警方將調查進展與檢察官溝通后，檢察官同意再次將案子提交法官。法官依據調查所取得的進展，同意了控辯雙方的意見和要求，卡恩的保釋被取消，保釋金退回，但是依然不能離開美國，必須等待最后的司法結論。
鑒于卡恩始終承認與迪亞洛之間的性行為，并堅稱雙方是你情我愿的關系。因此，檢察官一邊等待迪亞洛的新傷情鑒定報告，一邊再次約談迪亞洛。在無法證實卡恩存在強迫行為后，出于勝訴的策略考慮，檢察官向法官申請撤銷對卡恩的指控。法官第二天開庭同意了檢察官的建議。
幾天后，卡恩離開美國，返回巴黎。
顯然，在整個過程中，警察、檢察官和法官都完全是在依法辦事，即使最終結果推翻了當初的指控，也不能歸責到他們身上。相反，倒查任何一個環節，假如他們不那樣做，反而是有問題的。
那么，能否回過頭來指控迪亞洛偽證罪呢？答案也是否定的。
首先，不同的人對于自己的身體有不同的感受，對于純粹的強迫與半推半就之間的區別，理解也會完全不一樣。尤其是對彼時彼刻的迪亞洛來說，民眾和法官都能夠理解她的舉動。即使在此時此刻卡恩的刑事指控被撤銷，她還堅持提出民事侵權控告。
所以，法律不會也不應該苛責原告。
這樣一來，卡恩的悲劇，一言以蔽之，等于是為自己不檢點的私生活買了一張大單。
綜上我們發現，美國這樣的一種刑事追訴模式與現實中國無論在理念還是流程上都殊為不同。在“實事求是”的刑事訴訟原則要求下，中國這種模式首先將辦案機關放在全知全能的位置上。因此，但凡有任何案子錯了，就要倒過來追查是哪一個環節發生了錯誤，而且堅信一定有一個環節發生了錯誤。
兩廂比較，我們不能不檢討自己這種追訴模式，因為它正是屢禁不絕的刑訊逼供的溫床之一：如果一件案子發生了，那么一定就是某人干了；如果還沒有破案，就一定是力度不夠；而一加大力度，刑訊逼供就出來了，于是冤假錯案也就產生了。
實事求是作為一句口號，甚至是一種原則性的要求，其實沒有錯，但是我們做不到。做不到又要勉強，就會出現扭曲了的“實事求是”。實事求是一旦被扭曲，參與的人就都不會有安全感，今天是囚犯倒霉，明天就是衙役完蛋。在極端的情況下，甚至會使得大家放棄原則、違背良心、不約而同地抱成一團，最后反使錯案得不到平反。如果司法連洗冤白謗都做不到，那就連基本的正義也失去了，這時候再說什么實事求是，就真的是一句空話。
錯案是錯案，違法是違法。一個案件發現錯了，首要的是立即給當事人平反，然后才是反省、檢討、追責，有違法當然要查處，但查處違法可以跟平反錯案分開。絕不能因為怕追究錯案，反而睜著眼睛說瞎話，不承認一個明顯的冤案，這就是本末倒置了。
由于DNA技術的發展，美國最近十幾年來發現了大量錯案。這些錯案，很少有警察刑訊逼供的問題，很少有上級干預司法瞎指揮的問題，而主要是人類自身認識能力的問題。正因為如此，冤假錯案的受害人有的被執行了死刑，有的被關押了很長的時間，但是真正得到賠償的卻不多。
我們不提倡不可知論，但是一定要承認有可不知的東西。這樣做的好處是，既能夠保障涉案者的個人權益，又能夠保護辦案的警察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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