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以來，“借貸生財”成了一種新經濟現象。眾多制造企業紛紛搖身變成了“放貸”專業戶，尤其是那些在此輪信貸擴張中占盡優勢的國有大中型企業、上市公司等。
翻開上市公司報表，稍加注意就能發現此種公司，其中，寧波一家ST公司因“高利貸”助推業績翻番，就引起了市場的廣泛關注。而總量層面看，2010年起大部分具有壟斷優勢的企業，在銀行貸款增多的同時，其他應收款也在同步地放大。這說明，有許多銀行資金被用于了企業間的資金拆放。
企業間拆借市場的興起和發展，給民間借貸市場增添了新的內容，使民間借貸市場的構成發生了新的變化。中國原先的民間借貸市場主要是居民（個人或家庭）、個體工商戶、小型企業間的相互借貸，基本上屬各類經濟主體間的資金余缺調劑。大型企業加入民間借貸主體體系后，原先民間借貸資金余缺調劑的性質就發生了變化。由于大企業有較強的融資能力，大企業進入民間借貸市場，等于民間借貸市場有了資金來源“管道”——通過向銀行借款，或是利用自身的商業信用，將資金引入到民間借貸市場上來。2010年以來，越來越多的企業，尤其是大型國企，憑借在正規渠道上的融資優勢，進入企業間借貸市場，民間借貸市場開始突破原先的“小打小鬧”格局，開始躍升為中國的“影子銀行”體系。
與西方脫胎于資本市場的“影子銀行”體系相比，中國的“影子銀行”體系與西方的“影子銀行”體系有很大不同。西方的“影子銀行”體系是傳統信用市場和現代資本市場相互融合的產物。證券化和衍生市場的發展，改變了銀行的傳統信貸模式；資本市場發展造成的“脫媒”，使得商業銀行熱衷于證券化，以回避資本監管。因此，西方的影子銀行是根植于資本市場體系的。
中國的“影子銀行”體系起源于民間借貸，發展于企業間拆借市場。與西方國家貨幣“脫媒”促進“影子銀行”體系的生成和發展不同，中國的“影子銀行”體系的發展歷程，首先是正規銀行信用流入“影子銀行”渠道，“影子銀行”的發展增強了自身對體外資金的吸引力，繼而加劇了中國經濟體系的“脫媒”現象。其次，西方“影子銀行”和傳統銀行的信用相互補充，共同構成了全社會的信用體系；中國當前“影子銀行”的信用卻依賴于傳統銀行的信用，因而不可避免地帶有“權貴資本主義”和“裙帶資本主義”的特征。可以說，西方是“脫媒”催生了“影子銀行”，中國是“影子銀行”造成了“脫媒”。
大型國企變身“影子銀行”，客觀上對現有國進民退現象起到了深化和助推的作用。大型企業變身“影子銀行”造就了中國的“影子銀行”體系，中國的“影子銀行”是以大型國企為核心的，它使得廣大中小型企業和民營企業，在金融體系中的位置愈發不利，愈發成為大型國企的附庸！中國獨具特色的“影子銀行”的發展，在金融上強化了體制上的“國進民退”。通過金融控制和利息支配，處在“影子銀行”體系核心的大型國企取得了對廣大中小民企的價值支配地位，民營企業成為依附于國有企業的“衛星”企業。
缺少微型金融機構造成的金融體系不完善，必然造成大企業資金富裕和中小企業融資難并存的問題。我們知道，在實行銀行組織結構單一制下大量小型社區金融機構并存的歐美國家，中小企業融資并不成為問題。在中國，真正意義上的小型和微型銀行，例如村鎮銀行，才剛剛出現萌芽。由于政策原因，微型銀行的發展還受到諸多束縛。對微型銀行的監管還未有成熟的經驗，也未有專門的配套法規。我們期待微小銀行遍布各地的一天，并以此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
2011年，伴隨著貨幣緊縮政策的持續，企業間的資金相互借貸行為變得愈來愈普遍。廣大中小企業難以從銀行正規渠道得到貸款的同時，民間借貸市場卻是供求兩旺，一派繁榮景象。當然，在民間借貸市場上，借貸利率體現了風險溢價。
未來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化前景，決定著中國“影子銀行”體系的發展方向。伴隨著貨幣政策正常化，以及中國經濟逐漸走出金融危機影響，宏觀經濟環境和微觀企業經營前景終將改善，屆時中國的“影子銀行”體系將會面臨收縮趨勢。
我們認為，當前中國“影子銀行”體系的發展，僅是貨幣快速擴張后收縮的階段性現象。貨幣緊縮造成了信用環境和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化，具有融資優勢的企業在縮小主業經營規模的同時，自然有將經營資金轉為借貸資金生利的自利動機；同時，在貨幣政策轉向時期，借貸資本的收益率上升，而經營資本的收益前景下降，這吸引了更多的企業收縮原有戰線，而轉向金融放貸。但金融畢竟是經營風險的專業經營機構，需要專門的知識、經驗和技術。憑借在傳統信用領域獲取資金的優勢的國有企業，從事資金拆借活動，從國民經濟運行的角度看，必然是低效率的，它放大了全社會的金融風險，也注定無法長期健康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