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溫州民間借貸引發的資金鏈斷裂、企業主“跑路”以及無法履行債務等一系列經濟金融風險已經引起了國內外的高度關注，國家及時出臺了扶持中小企業的金融政策。然而，民間資本為何躁動，高利貸為何盛行等問題值得深思，“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角逐所反映的問題也應引起重視。
溫州高利貸泛濫既有供給的原因，也有需求的原因；既有政策的原因，更有制度的原因，而更深層次卻反映了中國經濟增長模式陷入困境的真實現實。
高利貸等地下金融興盛源于金融市場的二元分割，這種非正規金融某種程度上提供了一種補充，但也形成了利率管制下資金價格的扭曲。高利貸的需求方主要是中小企業，今年以來信貸政策收縮，市場流動性開始吃緊，但市場融資需求旺盛，特別是中小企業對資金的需求更為迫切，導致資金供需加速失衡。于是，正規金融與民間金融之間形成了位差，地下金融更有了填平其資金“水位”的機會，導致民間利率奇高。
而為了追逐高利潤，一些資金又轉戰房地產市場，數據顯示，溫州民間借貸市場規模將近1100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近40%，這其中用于一般生產經營的僅占35%，20%左右通過房地產企業的融資、集資炒房等進入到“房地產投資”，高利貸不僅吞噬了產業利潤，也架空了貨幣政策和宏觀經濟調控。
如果說當前的高利貸是緊縮政策帶來的副作用，那么對此擔憂將是短暫的，適時的政策調整即可緩解壓力，但高利貸興盛也許只是現實的一部分。應該講，高利貸不是造成當前溫州困境的原因，而是一個結果。溫州是民營經濟做實業起家的前哨，擁有超過40萬家企業（多數為小型企業）。改革30年來，溫州企業和民間靠加工貿易和產業鏈協作積累了大量的原始資本。然而近些年，由于政策紅利下對外向型經濟的路徑依賴，溫州產業基礎變得十分薄弱，要素支撐不足，創新的瓶頸和產業升級壓力使得大量實業企業紛紛外遷，經濟空心化的趨勢日益嚴重。溫州乃至浙江投資不足問題非常突出，近10年，浙江投資率增速一直低于8.6%的全國平均水平。2008年全國達57%，浙江為44.0%；2009年全國為65%，而浙江僅為47%。而同期，溫州投資率始終徘徊在31%~37%之間，比長三角城市平均水平低13.6個百分點，投資增速比長三角城市平均水平低10.6個百分點，均居于末位。資本從來不會甘于寂寞，一些溫州資本將實業當做融資平臺并借力民間借貸，參與房地產等炒作，使得溫州資本大量外流，甚至熱錢化。
應該講，溫州高利貸并非是個例，在中國的一些區域，如珠三角、鄂爾多斯等地區同樣存在高利貸泛濫的現象。事實上，央行從2008年就開始調查民間借貸市場。據統計，到2010年3月末，民間借貸余額為2.4萬億元，融資規模比2008年有所擴大。但從今年上半年情況看，民間借貸與往年相比呈幾何級數增加。過剩的貨幣沒有進入到實業循環，而是流入房地產等資產領域。資本都是逐利的，它會在不同產業的平均利潤率之間作出比較。一直以來中國的產業資本利潤率回報十分豐厚，1998年到2008年，中國一般工業企業利潤平均增長30.5%，而這種高利潤率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源于要素資源價格的扭曲。中國以其低勞動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環境成本和較好的產業配套體系克服了資本邊際收益遞減的規律，成為資本獲取價值的“洼地”。
然而，近年來，由于紅利的減少，勞動力、土地、初級產品價格上漲以及人民幣升值、工農業產品剪刀差正在供求不平衡的推動下逐步回補，制造業利潤率越來越薄。除此之外，不僅靠實業起家的眾多民營企業紛紛“逃離”實體經濟，一些大型國企也“不甘寂寞”。當這些資產領域產生預期利潤率大大超過制造業利潤率時，就會導致大量資金流向房地產行業。數據顯示，2009年全球房地產投資額為3650億美元，中國為1562億美元，與2008年相比增幅超過一倍，約占全球的四成，大量的資本沉淀于房地產等資產領域，經濟泡沫化和產業空心化的傾向已經開始在局部地區顯現。這樣，為了償付借貸成本，高利貸借來的資本只能回流到房地產等高利潤行業，進而形成惡性的資本循環和風險鏈條。
因此，解決溫州等地區民間借貸的金融亂象，并不能僅靠放開非正規金融管制，讓民間借貸“正規化”，或是一些短期的應急之策。解決當前溫州的困境需要全局觀，應該講溫州已經拉響了中國經濟的風險警報，溫州需要反思，中國也需要反思。中國的確到了經濟轉型的“危機時刻”。
隨著這三大紅利的逐步衰減，中國主要依靠低成本優勢的超高速增長的“黃金年代”已經漸行漸遠，以往“以利潤換資本”等要素驅動的發展方式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中國未來的可持續的增長動力到底來自于何方？中國并不缺少資本，而是缺少實業精神。莊子曾經說過，“內圣外王”是治天下之道。實體經濟的下降永遠是最大的風險，從日韓、拉美等地區的經驗教訓來看，明確地提出“實業立國”的國家發展戰略，有效處理好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之間的關系，未來中國突破技術創新瓶頸、延伸產業鏈推動產業升級，實現實體經濟再造，對我國當前乃至長遠的經濟繁榮具有更加重要的戰略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