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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輪歐元區銀行危機的持續沖擊下，全球銀行業的風險監控正在進一步收緊——10月15日結束的G20會議，明確要求高盛、匯豐、德意志銀行、摩根大通等系統性銀行，額外增加1%至2.5%的資本金。這同時意味著，全球系統性銀行的核心資本充足率，將提高至8％－9.5％。
相比美國銀行業的遇險謹行，曾經毫無“近患”的我國銀行業，其“遠憂”卻一步步向我們逼來。
這并非危言聳聽。在過去三年，為平緩美國次貸危機對我國經濟造成的沖擊，我國過于鼓勵對地方政府大型項目的信貸，并直接形成了今天巨額的地方債務規模；而各地瘋狂的造城運動，也使得房地產（含住房抵押貸款、開發商信貸）信貸總規模擴大到20多萬億元；此外，2010年下半年持續至今的貨幣緊縮政策，使得商業銀行在信貸規模大幅受限的情況下，大力開拓銀信理財等銀行表外貸款業務，致使個人理財產品發行規模迅速膨脹，據瑞銀測算，目前我國銀行表外業務貸款規模約為12萬億元。
雖然與美國銀行業相比，我國銀行業的核心資本充足率要高出一截——以五大行為例，今年上半年末，工行核心資本充足率9.82%、農行核心資本充足率9.36%、中行核心資本充足率10.01%、建行核心資本充足率10.42%、交行核心資本充足率9.41%。除農行外，均已完全符合G20關于全球系統性銀行的監管新規，且核心資本充足率比當下美國銀行業高出2.0%-3.0%。
但是，我國風險敞口偏大的地方債務、房地產信貸、表外業務貸款的合計總額卻高達近50萬億元，占到我國銀行業總資產的近50%。在這樣的高風險之下，我國銀行業相對較高的核心資本充足率極可能被擊穿。以保守口徑進行分別測算：假設地方債務平臺最終有10%的違約率，即會產生1.1萬億元的壞賬；而總額高達20多萬億元的房地產信貸，假設僅有5%的違約率產生，亦即有1萬多億元的壞賬；再者風險敞口相對較小的銀行表外業務貸款，我們姑且以2%的違約率測算，規模約為12萬億元的銀行表外業務貸款，亦會產生2000多億元的壞賬。此外，除地方債務、房地產信貸、表外業務貸款三者之外的信貸，其不良貸款率僅以1%（2010年為1.13%）計，亦可能有數千億元的壞賬產生。
如此核算，我國銀行業可能性的壞賬總額，將會超過3萬億元，占我國銀行業總資產逾3%。在這個基礎上，再分析我國銀行業的所謂核心資本充足率，事實上與當下美國銀行業相比，其優勢可能已不復存在。
雖然從短期看，我國銀行業風險爆發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欠債總是要還的，隱蔽的風險總有一天會爆發。更何況，我國針對當下中小企業經營的普遍不景氣，又一輪應急式的信貸計劃，極有可能再次展開。如此，我國銀行業的潛在風險，不僅沒有可能減緩，更可能在持續累積。
前車可鑒，無論是我國曾為銀行業改革付出的高達4萬億元的代價，還是身處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火山口的泰國、馬來西亞，抑或三年前發生在美國的次貸危機、乃至當下的歐元區銀行危機，均告訴我們，任何經濟（金融）危機的真正爆發，大多來自信貸的初始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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