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高利貸行為觸發的險情說明了什么？它的根源又在哪里？它為何能延續這么長的時間，擴展到如此大的范圍？對溫州民間金融這樣的高利貸行為，僅是引導之、救助之就可以抹平的嗎？如果放虎歸山，那么溫州的高利貸行為是不是會掀起新一輪的炒作高潮？特別是這些人會不會重新進入住房市場炒高房價，讓政府房地產宏觀調控前功盡棄？
這些問題，實在很值得深入探討。
起源于溫州的高利貸，迄今已蔓延到全國許多地方，它給整個中國經濟所帶來的風險實在是難以估量。這是現行中國貨幣政策、金融制度安排下的一種嚴重的金融亂象。如果不是因為溫州民企老板接連“跑路”，這種金融亂象還不知道將延續多久并泛濫到什么樣的程度。因此，筆者以為，對于溫州的高利貸行為，絕非僅是借助一個新的概念來救助就能解決的問題。因為，當前溫州高利貸所導致的金融危機，并不是什么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也不是中小企業經營困難要救助的問題，而是高利貸的當事人或企業利用當前中國金融體系的不健全、不規范及制度缺陷，有意擾亂市場經濟秩序、擾亂金融市場秩序、扭曲金融市場價格機制的結果，而這種結果之所以會持續的時間這么長，蔓延范圍這么廣，很大程度與金融監管缺失有關，也與地方政府不作為有關。如果政府僅是從中小企業融資難的角度來思考解決問題的辦法，不僅可以使相應的監管部門得以推卻責任，也可能會讓這些高利貸的當事人及企業重操舊業，又掀起新一輪的高利貸熱潮。
近十年來，國內許多行業、產業、商品炒風四起，大多都與溫州的高利貸脫不了干系。比如溫州炒房團，就是以溫州的高利貸為融資平臺的。這些炒房者利用溫州的高利貸市場，把許多城市的房價炒得在短期內飆升數倍。而溫州炒房團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全國住房市場得手，又使得溫州炒房團志得意滿越炒越瘋狂。就這樣，以溫州高利貸為融資平臺的各種市場炒作者，這些年來轉戰南北，掀起了一輪又一輪的炒作住房、炒作礦產資源、炒作煤礦、炒作農產品等熱潮，這些人賺得盆滿缽滿，短期內暴富。而在社會財富迅速向少數人聚集的過程中，經濟生活秩序被擾亂了，金融市場的價格機制被扭曲了，整個社會的核心主流價值被嚴重侵蝕。這些一夜暴富者的事例，引得更多人及企業不想從事實體經濟生產，不想創造社會財富，一心只想捕捉到下一個炒作機會。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當前國內的房地產泡沫、民間高利貸這兩大危害中國經濟的因素都是這種賭徒心態的結果。
國內房地產的泡沫不擠出，中國經濟面臨的危機與風險就難解除。非常糟糕的是，在溫州炒房團的示范效應下，不少人已視房地產為最能賺錢的工具，最得力的增長財富工具，足以牟取暴利的工具，一輪又一輪住房投機炒作的熱潮遂成了世界經濟史上的一大奇觀。在這種狀況下，當政府的住房政策不允許再把這種住房炒作延續下去時，這些瘋狂炒房者就開始玩“炒錢”游戲了。當前民間的高利貸不僅是一些人牟取暴利的工具，也正在演變成普遍的融資行為。這種融資行為，不僅在規模上嚴重侵蝕著正規的金融市場，而且高利貸利潤也高到了幾近“瘋狂”地步。據《羊城晚報》調查報告的數據，近來民間借貸利率已普遍漲至月息6分到8分，換算成年息高達72%至96%，個別民間借貸公司年息甚至上升到120%。而當前銀行一年期貸款利率為6.65%，廣州民間借貸利率最高已達銀行貸款利率的18倍。想想看，這是怎樣的誘惑！
面對高利貸的超大誘惑力，近年間，無論是自然人、企業法人、上市公司、商業銀行、還是公益基金及公務員都紛紛被誘入其中。早幾年，這種高利貸還僅發生在經濟比較發達的地方民間借貸市場，而現在經濟落后的地方也開始感染并迅速蔓延。對于這些炒錢者來說，賭徒心態發展到極端，而當這種借貸無法歸還時，“逃”便成了當事者上策。從目前的情形看，只要通過各種途徑進入高利貸巨額信貸資金沒能盡快、徹底撤出，就不能排除最終可能引發全國系統性的金融風險，威脅整個國家金融安全及整個社會穩定的可能。
基于上述分析，筆者認為，當前政府出臺政策支持中小企業融資，減輕中小企業的各種負擔，確是可行的選擇，但是決不可用政策來救那些在全國各類市場投機炒作的企業或個人，更不能救助那些由于高利貸而破產的企業或個人。不僅不該救助，對這些高利貸行為還理應采取嚴厲處罰措施，這些高利貸企業或個人，該破產就得破產，如果違法，就得追究法律責任，決不可姑息。
為了嚴厲打擊高利貸的行為，中央政府還需要抓緊制定相應的行業規則，比如嚴厲禁止銀行工作人員、政府公務員從事高利貸行為等等，必要時還得追究一些地方政府的責任。不能不說，一些地方的高利貸盛行，很大程度上與地方政府監管不力是分不開的。現在眼見高利貸正在引爆危機，這些地方政府便拼命希望由政府來救助，從表面上看這是在極力拯救當地的經濟，其實這也是在極力掩飾他們自身所應承擔的責任。因此，對近年間高利貸盛行及泛濫的地方，同樣要追究其地方政府官員的責任。要不然，就不可能真正全面遏制泛濫的高利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