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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經濟學獎并不是根據諾貝爾的遺囑而設立的，而是由瑞典銀行在1968年增設的。該獎全稱為“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瑞典銀行經濟學獎”，其獎金也由該銀行提供。因此，將諾貝爾經濟學獎稱為瑞典銀行經濟學獎更為合適。但作為最年輕的諾貝爾獎項，經濟學獎卻又最為世人所關注。這不僅是因為它擁有諾貝爾獎的光環，更在于世人往往像求醫問藥一樣，希望經濟學獎得主及其理論能為解決現實經濟問題提供有效的藥方。因此，每當一年一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布后，人們首先要問的是，獲獎理論有什么現實意義？
實事求是地說，要論對現實經濟的意義，諾貝爾經濟學獎不僅難當此任，有時還起了相反的作用。比如2008年爆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就與包括諾貝爾獎得主在內的經濟學家們提出的金融創新理論和金融工具有關。而面對經濟危機，他們要么毫無對策，就像今年的獎得主西姆斯那樣，面對媒體詢問怎么才能使世界經濟走出困境時，一再強調“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要么提出的政策反而將經濟弄得更糟。這就難怪198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卡羅·魯比亞要如此調侃：“諾貝爾經濟學獎不能算是科學獎”，“經濟學家把這個世界搞亂了，經濟學家在拯救世界經濟中沒起什么作用。”這番話，是他和筆者在今年的浦江創新論壇晚宴上聊到諾貝爾經濟學獎時說的。
盡管如此，我們也不能因此而否定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意義。
首先，就其性質來說，經濟學并不屬于自然科學序列，而是一門介于科學與藝術之間的學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經濟學是對非科學的東西進行科學研究的產物。面對異常復雜多變的經濟現象，經濟學研究難以獲得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并提出能一勞永逸地解決經濟問題的政策建議。但研究非科學的東西仍然是十分必要的。就像天氣一樣，盡管變化莫測，但我們仍然需要對其長期研究并堅持預測。從這個意義上說，諾貝爾的物理學、化學、生理學等自然科學獎的意義在于激發人們對科學的好奇與研究，而經濟學獎的意義在于激發人們對非科學的東西的好奇與研究。
其次，正如1992年經濟學諾獎得主貝克爾所說，經濟學成為一門科學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其研究對象和種種定義，而在其研究方法。特別是當數學被越來越多地運用到經濟學研究領域后，可以把經濟活動抽象為數學符號，并在各種假設前提下推導出各種各樣看上去很嚴謹、也很完美的模型。這和運用數學研究隨機現象，最終形成概率論其實是一個道理。瑞典皇家科學院在1974年曾將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繆爾達爾和哈耶克兩個人，就是因為這兩位的研究方法和方向驚人地相似，盡管他們兩位的觀點截然相反。諾貝爾經濟學獎要鼓勵的，恰是學術研究上的創新，包括研究方法上的創新。因為科學的方法對研究具有重要意義。方法革命。是經濟學革命的先導，理論創新首要的是方法創新。托馬斯·薩金特和盧卡斯等人在開創理性預期學派上的重要貢獻，就是把理性預期引入宏觀經濟學模型，對通貨膨脹理論和就業等理論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而克里斯托弗·西姆斯提出的向量自回歸模型（VAR），則為宏觀經濟學奠定了新穎實用的計量基礎，對引導人們從大量經濟數據中提取有效信息，對檢驗歷史狀況具有重要意義，也使經濟思想的闡述和表達實現了“科學”化。這就是學院派數理經濟學家屢屢斬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原因之一。
另外，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研究成果，更多表現在其前瞻性和對相關經濟政策的指導性上，而不是為世界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帶來“速效藥”。例如，薩金特和西姆斯對“宏觀經濟中因果關系的實證研究”，揭示了政策對經濟運行產生的系統性、長期性影響，以及哪些因素的變化給經濟帶來什么影響，政府在宏觀經濟運行中應當扮演什么角色，等等。這可以為經濟政策的制定提供參考，但由此制定的政策通常會改變經濟主體的預期，最終使某項政策得不到有效執行，或執行后偏離了當期政策的目標。
可見，在如何看待諾貝爾經濟學獎及其成果上，我們要樹立正確的態度。比如我們不能用純粹實用主義的觀點來看待該獎，否則都只會得到令人失望的結果。正如胡適所說：“短見的功用主義乃是科學與哲學思想發達的最大阻力。科學與哲學雖然都是應用的，但科學家與哲學家卻需要能超出眼前的速效小利，方才有可能從根本上著力打下高深學問的基礎，預備將來更大更廣的應用。”此外，我們也不該迷信諾貝爾經濟學獎，更不必把獲獎者及其理論奉若神靈。因為經濟學的性質決定了它不該享有這樣的權威。可惜我們常常犯這樣的錯誤，結果損害了中國學術研究的創新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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