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會參議院在國內外廣泛的反對聲浪中以63票贊成、35票反對通過了《2011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這項法案一旦付諸實施，對蓬勃發展的中美經貿將產生無異于核武器的破壞力量；而全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和貿易大國可能面臨激烈的經貿對抗，不能不引起各國的嚴重關注。
其實，美國國會拿人民幣滋事本是意料中事，他們不這么干才令人驚奇。就根本而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代議制民主政體具有內在的強烈動機要對外轉嫁國內政治經濟矛盾，守成霸權國家對新興大國不可避免的疑忌、嫉恨情緒強化了美國國內某些政治勢力挑釁、遏制中國的動機。但這個法案本身就是無視經濟現實、與市場走勢背道而馳的產物，更關鍵的是中美兩國綜合國力對比及其變動趨勢、中美經貿的密切聯系和“恐怖平衡”的現實等等因素進一步決定了這項法案基本上沒有可能成為正式法案付諸實施。
根本原因是因為中美已形成了經濟上的“恐怖平衡”，而雙邊綜合國力對比及其變動趨勢正推動這種“恐怖平衡”向更有利于中國的方向微調。中國出口貿易對美國市場的嚴重依賴和美國金融市場、美國財政對中國資金的嚴重依賴，這兩個現實幾乎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任何一方打破這個平衡的后果都將是兩敗俱傷，并禍及全球。而且，中國出口順差正在顯著縮小，中國已出現了大面積的“民工荒”，這樣的現實表明中國經濟增長和勞動力就業對美國市場的依賴程度正在減輕；相反，由于次貸危機和接踵而來的主權債務危機，美國金融市場和美國財政對中國資金的依賴性卻空前提高。
正因為如此，這項貿易保護主義色彩濃烈的法案還在醞釀過程中就在美國國內招致了廣泛抨擊。美國商界自不待言，由于中國廣泛深入地參與了全球產業鏈條，中美被普遍視為上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進程最深入的參與者和最大的受益者，對中美經貿關系和正常秩序的破壞就是對美國企業界的重創；因此，時至今日，90%以上的美國大公司都已在不同程度上成了我們反對美國對華貿易保護主義的堅定同盟者。在政界，來自白宮和美國眾議院的反對同樣強烈。奧巴馬總統已表示，擔心這項法案可能不符合國際條約和義務，而無法得到世界貿易組織的支持；眾議院議長博納稱這項法案為“危險的”舉動；而按照美國立法程序，參議院通過的法案還需要在眾議院表決通過，并由總統簽署，然后才能成為正式法律付諸實施。
在國際社會上，大多數國家更不可能愿意看到中美兩國之間爆發毀滅性的全面貨幣戰，這不僅僅是因為中美兩國經濟和貿易規模占據了全世界前兩名，而且因為中國對美國市場的出口帶動了其他眾多國家和地區的原料、能源、設備、中間投入品出口。
不僅如此，即使從美國的立場看，國際市場的走勢讓這份法案顯得相當無理。今年全球新興市場貨幣對美元匯率普遍貶值，9月特別是中旬貶值之風尤甚。今年前9個月，除中國銀行間外匯市場人民幣匯率累計升值超過3%以外，另外4個“金磚”國家貨幣對美元匯率全面顯著貶值：俄羅斯盧布貶值4.06%，巴西雷亞爾貶值8.01%，印度盧比貶值8.50%，南非蘭特貶值15.70%，其中巴西雷亞爾僅9月一個月就對美元貶值16%，數年來一直努力抑制雷亞爾升值的巴西央行不得不于9月22日宣布出售27.5億美元貨幣互換合約以干預雷亞爾貶值趨勢。在此背景下，加之外部市場參與者對中國宏觀經濟走勢不確定性估計較為嚴重，離岸市場人民幣匯率也開始下滑并出現低于在岸市場匯率的倒掛現象，無論是即期匯率還是NDF遠期匯率皆然。
在美國政治體制下，保護主義利益集團對行政部門和議會的影響力有所不同。以總統為代表的行政部門較具全國性質，又必須與外國打交道，因此必須考慮國家的整體利益和外國的觀點，加之行政部門對政策所負責任相對明確，因此更傾向于現實主義貿易政策。相反，國會議員當選和連任的首要條件是代表本選區利益，毋庸顧及國家整體利益和外國的觀點，且置身國會這一自由論壇的議員們無須為自身錯誤政策主張承擔責任，所以，美國國會對利益集團的壓力反應比行政部門敏感得多。與相對“見多識廣”的行政部門官員相比，美國國會議員顯得更內向、保守而缺少國際眼光。現在的世界貿易組織從1995年元旦起正式運行，其實早在1947年哈瓦那會議上就達成了建立國際貿易組織協議，只因美國國會作梗而擱淺。
在美式政治體制下，社會知名度對議員們的政治生命生死攸關，任何議員都不能不把吸引“眼球”和籌款并列為最重要的大事，由此往往會有出格表現。我們對這些人的潛在破壞力固然要保持警惕，但也不必過分地為他們做免費廣告，那樣恰恰正中他們的下懷。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不準備好應對預案。正如我們率先承諾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從不承諾不使用核武器一樣；倘若美國某些政治勢力綁架他們整個國家輕舉妄動首先打破中美經貿“恐怖平衡”，我們也應毅然動用經貿核武器。我們希望與貿易伙伴共同深刻認識打破經貿恐怖平衡的核爆炸式破壞力量，也需要讓對方認識到我們有在極端情況下動用經貿核武器的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