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第三季度，有關高利貸融資的負面報道越來越多，先是包頭首富因資金鏈斷裂而自焚，而后是鄂爾多斯民間高利貸和溫州民間高利貸的負面報道，尤其是溫州的報道最令人揪心，一天內有數名公司的老板因為資金鏈斷裂而“跑路”。面對這些民間高利貸者資金鏈斷裂現象的愈演愈烈，很多人提出要放松貨幣政策。
為什么會出現高利貸？放松貨幣政策是否能夠挽救和消除民間高利貸？我們從上世紀90年代的歷史經驗中或許可以找到答案。
大約從1993年初開始，中國出現了一輪高利貸風潮。從筆者的切身感受和經歷看，那個時候深圳等城市的銀行存款利率達到25%以上，貸款利率超過30%是常有的事，與今天的民間高利貸幾乎差不多。當時不僅城市信用社可以高息攬存，信托公司、證券公司等都積極參與其中，甚至很多商業銀行也加入這個行列，不少商業銀行的分支機構搞賬外經營，當時深圳蛇口有一家銀行的支行行長在賬外經營的總額達到了20多億，數額超過某大銀行一家支行的業務量。全國還出現了武漢、海口等資金交易中心，會員單位都是全國的商業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熱鬧程度不比現在的差。
當時為什么會出現高利貸？從資金需求方看，主要是1992年的寬松貨幣政策導致的。1992年小平南巡之后，全國刮起了投資“大躍進”之風，貨幣與信貸出現飆升，無論投資增長速度還是貨幣、信貸增長速度都超過35%以上，于是，1年以后出現明顯的通貨膨脹，到1993年6月份開始進行宏觀調控，主要措施是收緊信貸閘門，整頓和規范金融秩序。貨幣與信貸在寬松之后突然收緊，必然出現資金緊張，很多城市出現了“爛尾樓”，最典型的代表是海南和廣西的北海市。在貨幣緊縮初期，企業和個人往往沒有心理準備，其預期還處在泡沫上升的狀態，于是，不惜一切代價籌集資金成為它們共同的選擇。
歷史經驗表明，民間高利貸興起的最重要誘因是寬松貨幣政策，貨幣與信貸在放松之后的收緊過程中，必然出現高利貸現象。2011年出現高利貸，根本原因是2008年底開始的寬松貨幣政策，與1993年和1994年并無本質差異。從人民銀行公布的社會融資總量看，2009年和2010年的社會融資總量都在14萬億左右，社會融資總量約占投資總量的50%左右，也就是說有一半左右的投資需要融資來解決。按照這個比例計算，2011年的投資總量應該在32萬億，需要16萬億的融資，但2011年的融資總量肯定到不了這個規模，總體的資金必然緊張。在總體融資環境緊張的條件下，中小企業只能到民間借貸市場靠高利貸來解決資金缺口。因此，從資金需求方看，解決民間資金緊張問題的關鍵是要壓縮投資的過度擴張，應該把類似高鐵之類的項目盡量壓縮，讓投資增長回歸到正常的水平。
從資金供給方看，主要是國有商業銀行和國有企業。它們是資金的擁有者，這些機構熱衷于炒資金的最重要的動機是為小集體或個人謀取暴利。上一次高利貸風潮時的潛規則，就是將高于國家規定的利息部分采取一次性現金返還，假如一個公司將1000萬資金存在信用社，協議存款利率假設是30%的話，經辦人員可以得到190萬現金返還，這實際上相當于回扣。在巨額回扣的誘惑下，很多國企高管及銀行高管冒險參與這個游戲，加上當時管理松散混亂，事后被追究責任的人很少，很多人通過這種方式發了大財。
今天，商業銀行和國有控股企業的管理已經比1990年代有較大的改進，但不可否認的是，它們在這一輪高利貸熱潮中依然扮演著重要角色：商業銀行花樣翻新的各種理財產品和信托公司發行的信托產品成為變相的高利貸產品，國有控股企業利用信貸優勢普遍當起了資金掮客。
上一輪高利貸經過三個發展階段：1993~1994是高利貸的興起階段，1995年風險暴露，1996年~2000年是清理階段。風險暴露的最有代表性案件有：出現信用社的擠兌事件、海南發展銀行倒閉、廣國投破產等。慶幸的是在亞洲金融危機來臨之前，金融亂局收拾得差不多了。
清理由高利貸帶來的金融亂局是相當痛苦的，會有不少金融機構在這個過程中倒下，需要債權債務的重組。最典型的就是全國范圍內將城市信用社結合在一起成立城市商業銀行，通過規范管理的方式來化解風險并建立防范風險的長效機制。另外，還涉及到國際債權債務協調問題，如廣國投破產事件。
需要指出的是，當時中國與國際資本交往還不密切，如今聯系則要高得多，在處理一些金融機構的債務危機的過程中，需要高度關注國際資本流向的變化，防止國際資本的大規模的流出，引起系統性金融風險。
還要指出的是，這次受到資金緊張影響的不僅有中小企業，地方政府的融資平臺受到的影響也很大。隨著土地市場的景氣度的下降，土地收入大幅度減少，地方政府償還債務的能力迅速下降。總計超過10萬億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的風險將逐漸顯露。另外，我國的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已經具有相當的規模，在清理民間高利貸案件時，會引起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的較大波動，也要引起注意。
鑒于市場資金緊張，有人認為應該放松貨幣政策。這是治標不治本的對策。從歷史分析可見，民間高利貸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寬松貨幣政策導致的，如果再以寬松貨幣政策來化解民間高利貸危機只能導致更大的危機，這不是解決問題而是回避問題。不僅如此，我們還應該汲取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在任何時候都要慎用寬松的貨幣政策！
筆者提出以下幾點建議：1．從資金需求方看，解決民間資金緊張問題的關鍵是要壓縮投資的過度擴張，應該把類似高鐵之類的項目盡量壓縮，讓投資增長回歸到正常的水平。2．讓地方政府承擔起化解各地方金融風險的職能。對資金鏈緊張的企業作為重點觀察對象，一旦出現危機就及時提出解決辦法，將危機消滅在萌芽狀態，防止危機的蔓延。3．讓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在化解國內危機的過程中，需要防止資本流向的重大變化，人民匯率升值過快可能加劇國際資本的流出，使危機擴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