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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輪由高利貸引發的溫州老板“逃亡潮”，在溫州地方政府的種種維穩舉措之下，持續惡化的趨勢得到扭轉。
醫治高利貸創傷的最好良藥，無疑是放松信貸規模控制。盡管此前傳聞的600億元應急貸款，遭到溫州銀監局的否認。但是，針對溫州的銀行票貸比標準的放寬，卻變相為溫州增加了1000億元的信貸規模。此外，針對溫州中小企業的貸款利率和貸款結構，當地商業銀行亦在大力調整。
由地方政府出面，通過不同形式，力壓銀行放松信貸控制，已成為當下普遍的做法。據第一財經此前報道，作為同處經濟發達地區的蘇南，由市長出面逼地方商業銀行放貸，已司空見慣。
放松信貸規模控制，當然可以贏取更多的掌聲：通過銀行系統給中小企業輸血，既可暫緩中小企業倒閉潮的出現，減輕地方政府長期財政收入驟減的憂慮，更可避免因實體經濟受挫而引發的大規模失業。
但是，這與當前“穩定物價”作為首要任務的貨幣政策，顯然是一個巨大的沖突。之于通脹持續高企的我國經濟而言，CPI已連續四個月6%以上，2011年全年CPI高出年初計劃1.5個百分點已成定局。而我國今年既定的從緊貨幣政策，不僅是為了抑制物價上漲，更為了收縮過去兩年粗放式的投資慣性，從而避免我國經濟可能出現的系統危機。
很顯然，與信貸控制所可能導致的部分中小企業倒閉相比，放松流動性對我國整體經濟的沖擊，所造成的系統風險要嚴重得多。更何況，當下部分中小企業的倒閉，銀行信貸收縮僅是表層因素，除了歐美債務危機導致的全球外需大幅減少外，相當部分原因卻源自其內在——金融投機過多、產業升級過慢、非關聯擴張過快、企業治理過亂等等。
相對放寬對部分中小企業倒閉的容忍度，并非意味著銀行可以置身事外，而是必須要認清當前宏觀調控的主次矛盾。此外，銀行在堅持從緊貨幣政策的同時，應盡快降低我國銀行金融業的準入門檻，給予民間金融相對合法的地位。
而如果我們不對中小企業倒閉的原因進行深入分析，不對“高利貸”等形式的民間金融進行合理疏導，而僅是應急式地大開信貸閘門，其結果雖可解中小企業的一時之需，但難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并且，在這個過程中，極可能導致部分中小企業的信貸依賴，從而延緩其轉型升級的步伐，并會給我國銀行業形成巨大的壞賬隱患。
這并非沒有可能，回顧我國銀行業改革的歷史，因給實體經濟救急或過于遷就地方政府，大開信貸閘門曾形成多次風險。如1992—1999年為配合地方政府大上項目，我國銀行業在這個階段形成的壞賬曾高達4萬億元，工農中建交五大行的財務嚴重資不抵債，最終由中央政府通過財政發債、外儲注入、財務重組等手段予以買單。
面對部分中小企業的倒閉，以及實體經濟的增長減緩，我們應系統分析、綜合權衡，從源頭上解決其融資困境，而不能急切放松信貸控制，將部分企業倒閉的風險轉嫁給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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