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濟不景氣，華爾街成為了眾矢之的。
9月17日至今，紐約乃至全美各地爆發了民眾“占領華爾街”的抗議活動，希望改變美國只對富人有利的金融制度以及美國日益加劇的貧富分化的格局。筆者認為，華爾街制造出的紛繁復雜的金融衍生品，早就為美國的經濟危機埋下了伏筆。后危機時期，經過政府的援助，華爾街的金融大佬們剛剛緩過勁來，就又想重操舊業�？磥砻绹慕鹑隗w系確實存在嚴重問題，美國的金融監管制度必須重修。
長期以來，美國金融體系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虛擬經濟的發展速度和規模遠大于實體經濟。在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上，一方面，虛擬經濟的發展確實為實體經濟帶來了好處，如美國貨幣市場的建立和發展及與之相關的收入流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真實的購買力，金融、保險、房地產部門對美國GDP的貢獻遠比制造業大；另一方面，當金融創新和金融市場自由化蓬勃發展的同時，美國的經濟增長率卻開始下降，新世紀這10年的產出增長率下降到了上世紀60年代的2／3左右。
但虛擬經濟的總規模卻已經大大超過實體經濟。90年代中后期至今股票市值與GDP的比例達130％，債券市值占GDP的比例達150％，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與實體經濟呈現明顯的脫離狀態。而金融衍生品就更加嚴重，2000年金融衍生品的交易量已是美國GDP的8倍。從2003年到2007年，華爾街信用類衍生產品的金額從不到3萬億美元猛增到60萬億美元，其中大部分由美國五大銀行控制，摩根大通占有30萬億美元，美國銀行和花旗銀行各有10萬多億美元。這樣看來，美國每天流動的資金中只有極少部分用于實體經濟，其他絕大部分都在金融市場上進行著投資、投機這些錢生錢的過程。而虛擬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極容易產生系統性風險，乃至最終釀成金融危機。
可以說，2008年的金融危機就是美國利用房產泡沫玩弄規模龐大的金融衍生品而產生的危機。不過今天，美國的虛擬經濟終于現了原形。因此，與個別風險的管理相比，虛擬經濟條件下對系統性風險的監管更艱難、更復雜。
過去，美國對付系統性風險的主要監管措施之一就是將金融市場明確分工并相互分割開來，如“格拉斯——斯蒂格爾法”在商業銀行與其他金融服務業之間設置“防火墻”，禁止混業經營。但是，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市場自由化的影響，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之間的區分變得越來越模糊，以及金融市場全球化和一體化的程度日益加深，使得不論是國家間還是國際上，所有分裂的部分現在正緊密地相互依存著。尤其是在現代金融市場上，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金融創新活動越來越活躍，以前從未發生或從未預見到的事件也不斷發生，而往往正是全新的事件導致了最大的風險，最大的風險最終釀成金融危機。這就使得金融系統性風險的監管方式和理念受到了進一步的挑戰，傳統的分割使得監管機構對商業銀行、投資銀行、保險公司及其他金融機構的風險控制計劃和行動越來越困難、越來越無效了，需要監管理念、監管制度進行根本的改變。
2010年7月15日，美國國會參議院最終通過了《多德——弗蘭克法案》，并于2010年7月21日由奧巴馬總統簽署生效。該法案是20世紀30年代美國大蕭條以來規模最大、最全面、最嚴厲、政府介入最深的金融改革法案。該法案內容涉及高管薪酬、風險交易、衍生品、消費信貸規則等。此次改革的重點就是新設立金融穩定監管委員會，還計劃成立一個消費者保護機構即消費者金融保護署，保護消費者免受住房抵押貸款以及信用卡濫用等失當金融行為的傷害。法案還要求將之前缺乏監管的場外衍生品市場納入監管視野。上述方案，可以說，基本上能夠適應現代經濟金融條件下美國金融監管的需求。
不過，目前全美各地爆發的民眾“占領華爾街”的抗議活動，又反映出美國金融監管法案仍有改革的空間，同時在落實方面亟待加強。
首先，未來美國金融體系改革，將使金融監管當局能夠通過可變利潤率及資金要求來控制信貸的可活動性。所以，法案中應增加特定的金融工具也需要改革的內容，其中包括重組或禁止信用違約掉期
（CDS）和觸碰失效期權等部分衍生品交易。如果時機合適，還應限制或禁止這些衍生品。
其次，應充分發揮金融穩定監管委員會和消費者金融保護署的監管作用。使這些監管機構通過加強金融監管，將美國的金融體系的主營業務引導到更多地支持實體經濟方面去，加大對金融欺詐的法律制裁力度。通過支持實體經濟，讓美國從過去的過度消費經濟模式中調整過來，使美國經濟和金融真正走上良性循環的軌道。決不能坐視華爾街在用了廣大納稅人的錢修復了金融系統后，卻又重新激活虛擬經濟，把脫離實體經濟的金融衍生品重新玩轉起來；更不能縱容金融巨頭利用金錢收買政治，而罔顧絕大多數納稅人的利益。
再次，為了確保單個的投資決策者不僅考慮其個體面臨的風險，而且將整個社會面臨的風險考慮在內，為此，金融監管法案能否增添如下內容：或者可以通過要求銀行部門和其他金融機構的資本充足率達到一定標準，或者也可以嘗試直接對投資者的行動做出某些限制，如通過對短期資本流動收取一定的費用，迫使私人部門將其成本與短期資本流動可能對一國經濟造成的社會成本一并考慮在內；在某些情形下，監管者甚至或者可以對特定的資本流動實施直接管制。
另外，金融監管法案必須具有某種靈活性，必須基于風險管理的原則、而不是基于事先設定好的規則框架實施監管。其根本原因在于，作為現代經濟系統核心的金融系統，不再是一個簡單的服務系統，而是綜合考慮風險管理和自身發展的系統。因此，監管也就不能僅限于對金融業務、職能的管理，而應該堅持全面風險管理的原則。同時，監管者必須堅持基于市場變化的靈活性，對市場變化做出迅速的反應，因為任何約定俗成的規則和基于某些產品制定的規則，都不可能適應日新月異的金融市場的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