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增速在6%以上的高位運行已持續三個月了。已有多家機構預測，9月國內CPI增速同樣會達到6%以上的水平。盡管從6月以來，就一直有機構或媒體估計國內CPI增速很快就會見頂而回落，只是實際情形似乎并非這樣樂觀。反之，過高的CPI增速遲遲無法下行，國內經濟面對的壓力仍然很大。因此，在當前歐、美經濟形勢因債務危機而有可能陷入二次探底的嚴峻局面下，中國政府會否重新調整當前的經濟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看來是相當不確定的。有的市場人士據此分析說，在目前環境下，既要控制物價水平，又要保證經濟增長，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面臨空前的“兩難”選擇。這種分析似乎也被很多人認同。
我們當真面對這樣的兩難抉擇嗎？
其實，如果對央行為何要控制物價及如何保證經濟增長有更為全面深入的思考，恐怕就不一定能同意這種判斷了。
我們知道，央行之所以要把穩定物價作為貨幣政策的首要目標，其實質就在于，在市場經濟體系中，價格機制是市場經濟核心。任何價格變動都涉及市場不同的當事人利益關系的調整。物價水平波動，不僅涉及千家萬戶每一個人的日常經濟生活，也會影響企業的運作方式并最終影響國家宏觀經濟狀況。更為深層次地說，物價波動往往成了一個社會財富、居民收入及資源的分配與轉移機制。
比方說，如果財富是以名義貨幣來計算的話，那過高的通脹就會使得債權人的債權越來越小，而債務人要償還的債務也就越來越少；會使工資收入者的實際收入下降，進而降低購買力而影響實際生活水平，對領取固定退休金的老人及低收入者而言，這可是影響至關重要。同時，過高的通脹水平，也會扭曲整個市場的價格運行機制，降低資源配置的效率。即讓強勢企業或行業輕易獲得高額利潤，而讓弱勢企業或行業陷入困境。所以，央行穩定物價水平，其根本宗旨就是要確保市場價格機制能有效運行，以使整個社會的財富、居民收入能夠相對有效地公平分配，最終使絕大多數人的經濟生活水平逐漸提高。
同樣，保證經濟持續增長的實質，也是為了能提高整個社會經濟生活福利水平，如果經濟出現嚴重衰退，經濟生活的負面影響勢必會轉化為嚴重的社會及政治問題。不過，只有在物價水平穩定的前提下經濟增長才會有意義，否則，名義貨幣上再高的經濟增長意義也不大，很可能成為少數人掠奪絕大多數人財富的工具。
應該承認，當前國內經濟出現許多問題，大部分都與過高的通脹水平有關。如果政府不把治理當前過高的通貨膨脹為首要任務，那么其經濟問題面臨的糾結會越來越多、越來越深。比如，近年來，盡管監管部門一直在采取不同的辦法及方式來收縮信貸（相對于2009年和2010年而言），無論是存款準備金率上調、信貸利率上升、人民幣匯率升值，還是信貸監管制度收緊，都表明政府對信貸收緊的堅定不移的態度。但是，國內信貸過度增長態勢并沒有因此而全面改變，信貸增長由銀行表內發展到表外、由正規的銀行體系推及民間高利貸市場等等現象，無不說明過高的通貨膨脹實際上是一種嚴重的財富轉移機制，是一種債權人財富向債務人財富的轉移機制。在這種機制下，誰的債務或哪家企業的債務越高，其占的便宜就越大。筆者特別想指出的是，在這種財富轉移機制下，如果央行的貨幣政策不是通過價格工具來穩定物價，而是希望數量工具來實現其目標時，其財富轉移機制的掠奪程度或將更為嚴重。
比照CPI，當前我國的物價水平高于央行一年期存款利率近3個百分點，即負利率近3%。這是成熟的市場經濟中很少發生的事情。算一算，當前我國居民個人存款達到近34萬億元，如果負利率為3%，那么存款人向貸款人一年的轉移財富就達到了近一萬億元。這一萬億元的財富轉移是什么概念？須知我國一年的農業稅減免也只有500多億元，而去年全國土地出讓金收入不足兩萬億元。可以說，過高通貨膨脹的財富轉移效應，不僅是對分散化的弱勢存款人的財富嚴重掠奪，也會導致產生絕大多數居民的消費擠出效應。即居民因為利率收入減少而減弱了支付能力。同時，這種嚴重的財富轉移效應，也嚴重降低了居民利用貨幣作為價值儲藏的積極性，于是轉而把大量的存款進入各種投資工具，甚至于民間信貸的高利貸市場等。
因此，面對在高位徘徊的通貨膨脹（短期內無法快速下降，甚至于當國內物價水平快速上漲擴展至農產品時，它意味著新一輪物價上漲的開始），筆者認為，市場廣為流行的穩定物價及保證經濟增長“兩難”抉擇判斷事實上并不存在，當前政府宏觀經濟政策關注點理所當然更應放在物價穩定的節點上。歸根結底，只有國內過高的通脹壓力切實得以減弱，通脹的預期切實得以轉變，才能為健康持續的經濟增長創造條件。否則，再高的經濟增長其意義都不大。
而要使當前的CPI回到合理的區間內，筆者認定，眼下最為重要的兩個方面就是貨幣政策更為靈活地使用價格工具，以及通過合理的房地產信貸及稅收政策擠出房地產泡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