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經濟陷入困境，人民幣匯率總能成為美國政策矛頭的指向。日前，美國參議院跨黨派小組正式推出針對人民幣匯率的提案，再次為中國貼上匯率操縱標簽。然而，美國數十家大型行業組織卻聯名向參議院發表公開信，對美國國會施壓中國加快人民幣升值速度的議案提出反對，認為逼人民幣升值可能損害美國在華企業的利益。
一直以來，美國都把中美經濟失衡歸結于人民幣匯率問題，但這完全扭曲了事實。2005年至2008年間，中國外貿順差迅速增加，但這幾年恰恰是人民幣兌美元浮動上升、累計升值21.2%的時期。2009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無變化，順差卻減少千億美元。再來比較一下美元匯率，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后，美國經常賬戶逆差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由2006年的6%下降到2009年的2.7%，2010年提高到3.2%。造成美國經常賬戶逆差縮小的主要因素是消費和投資需求不足導致進口下降。顯然，人民幣匯率水平與中美經濟失衡沒有直接聯系。
美國經濟內部失衡引發外部失衡是不爭的事實。一個國家的貿易狀況，是由其儲蓄（反過來就是消費）、投資和政府赤字這三項決定。如果一個國家投資太高，政府赤字太高，而儲蓄又不足以彌補這種投資和政府赤字的話，這個國家就會出現內部支出的不平衡，并導致外部不平衡。數據顯示，1977年美國的家庭、企業和政府以及金融機構總債務大約為3萬億美元，然而到了2008年，這一數值增長到了50萬億美元，增長了16倍。1977年至2008年間，以住房按揭和消費貸款為主的家庭負債增長了14倍，截至2008年底，家庭部門整體負債相當于當年GDP的97%；而金融機構的負債從1977年到2008年增長了50倍，整體銀行業平均杠桿率在危機前達到了25倍。從1994年至2009年的16年間，美國財政赤字累計5.19萬億美元，其中聯邦赤字3.48萬億美元，美國個人部門主要依靠房產泡沫融資支撐的消費透支高達6.72萬億美元，而此期間，美國經常項目逆差的規模也呈急劇增大趨勢，到2000年超過了4000億美元，2006年達到8115億美元。經常項目赤字累計達到6.4萬億美元。
與此相對應的是，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從2001年初的20.1億美元上升至2011年7月的1054億美元，增長了42.4倍，對美出口占中國對世界出口總額的比重從1989年的6.6%增長到當前的17.7%。
在全球體系中，跨國公司主導貿易分工成為全球貿易體系中最重要一環。在過去15年中，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銷售年均增長9.1%，快于海外子公司出口增長的7.8%，更快于國際貿易增長的7.5%。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統計，2008年全球跨國公司共有8.2萬家，其海外子公司多達81萬家，海外總資產高達69.771萬億美元，產值占全球產出的9.9%，海外銷售總額高達30.311萬億美元，是國際商品與服務貿易出口的1.5倍(后者為19.99萬億美元)，出口額達到6664億美元，占國際商品與服務出口的33.3%。
跨國公司的全球化生產使國際貿易日益無國界，使實際順差、逆差的真相被扭曲，這是中國貿易順差形成的一個重要原因。從中國的貿易構成情況來看，加工貿易主要是外資企業順差。數據顯示，從2000年至2009年，跨國企業占順差比重從64%提升到84%。中國在順差里的比重從2000年的19%，提高到去年的45%。根據“微笑曲線”原理，中國只獲得占加工制成品約5%的收益，卻承擔了全部貿易順差帶來的負面影響。曾有分析報告指出，如果剔除外資企業影響，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將下降73.4%；如果剔除加工貿易影響，我國對美貿易順差將下降91%。
然而，目前國際貿易的統計方法無法真實反映生產國際化的實際情況。例如，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在東道國的銷售額不包含在母公司所屬國的貿易差額中，因為其不跨越國界，不屬對外貿易，而是國內貿易。相反，海外子公司在東道國的生產則被計入所在國的GDP，返銷母公司所屬國的產品又被計入東道國的出口，算作母公司所在國的進口，只有母公司的投資收益和回報被計入母公司所屬國的經常賬戶，由此虛增了子公司所在國的出口，夸大了母公司所屬國的進口。這都會導致中國對美貿易順差的虛高。
此外，失衡的國際分工也會形成失衡的“自我循環”。經濟規律而言，國際市場上低端、低附加值產品價格上漲遠小于高技術產品，中國加工貿易產業承接了美國相關產業低附加值生產環節，使中國出口價格指數下降，而美國向中國出口高新技術含量高的最終產品，使美國向中國出口價格指數上升。相對價格下降使美國企業有利可圖，擴大對加工貿易品的進口。同時，美國對中國高端產品的貿易限制導致中國只能向其他國家尋求進口需求，進而導致中國對美出現持續貿易順差。
糾纏匯率問題不是出路，是死胡同。糾纏匯率既解決不了美國的問題，不僅會損害美國跨國企業的利潤賬本，也會將中國拖入匯率陷阱。當然從長期看，人民幣升值是不可逆轉的歷史大趨勢，然而，短期內快速升值已經給中國經濟帶來了非常大的困境：國際收支平衡并未明顯緩解、外匯儲備飆升、短期資本持續涌入導致的輸入型通脹壓力加大、人民幣升值擠占中小企業生存空間。因此，打破人民幣單邊升值預期，加快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是短期之策。而從長期來看，中美失衡需要的是全球貿易分工、各國需求結構的調整以及中國貿易增長方式的轉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