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與世行行長佐利克在上周末的IMF和世界銀行2011年年度會議上發出了世界經濟正在進入一個新危險階段的警告，他們為此呼吁所有國家要成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尤其是主要國家應該發揮政治領導力，形成合力，應對危機，否則世界將“輸掉這場尋找增長的戰役”。
為何歐洲一個小國會掀起全球巨大的波瀾？主要的原因就是它手里拿著牽動全球經濟復蘇命脈的“歐元”！其次，金融全球化使得希臘主權債務的違約足以推倒幾家歐美銀行的生存基礎，由此產生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會在全球復雜的金融網絡中發揮作用，從而帶來嚴重的系統性風險。2008年歐美各國政府救市后所帶來的流動性泛濫的后遺癥，在今天成了一些對沖基金，利用金融市場信心上的脆弱性和信用評級公司的影響力，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大舉投機的籌碼，由此所帶來的全球金融市場頻繁、過度的震蕩嚴重干擾了世界經濟復蘇的步伐。
不可否認，這場金融危機的爆發，讓世界看到了歐元這個新生的超主權貨幣機制存在著天然缺陷。盡管各國在加盟歐元之前都必須滿足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來保證使用歐元的國家經濟基本面都須在同一個水平線上，但事實上，經濟繁榮時，歐元區的加盟出現了“順周期”現象，那就是放低門檻，讓條件還不成熟的國家匆忙地加盟進來，以達到盡快推進歐元的市場占有率和影響力的目的。即使今天歐洲央行注意到光讓各國交上貨幣主導權還遠遠不夠，為了防止財權的濫用還需統一各國的財政管理權。但是，歐元區各國所做的努力都是歐元準入所不可或缺的事前工作，嚴重缺乏加盟歐元后的事后穩定機制的設計，尤其是受到像美國引發的金融大海嘯沖擊后各國經濟因為稟賦條件的天然即差異，抗衡危機的影響能力截然不同，一旦出現無法步調一致的時候，歐元區暴露出它今天無所作為的缺陷。具體表現在沒有“退出機制”、沒有“收入再分配”的救助機制、沒有對投機行為、火上加油的唱空行為采取必要的“熔斷”機制這三大方面：
因為沒有“退出機制”，遂造成像希臘這些小國超過自身的償債能力來大額舉債以提高國內的福利水平，進而獲取社會大眾的選票支持。滋長這種道德風險的原因，除了這些債務累累的國家，還在于德國和法國這些債權國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而放任各國對債權風險的自由管理和監管。德國為了保證出口的競爭優勢，避免像中國和日本等使用主權國家貨幣的地方因為貿易順差擴大必然會導致本幣大幅升值的結果，需要由弱國加盟的超主權貨幣來扶持，如果沒有希臘和意大利等經濟基本面不良、尤其是貿易逆差擴大的國家加盟，德國就會再次出現之前馬克大幅升值的命運。所以，德國直到今天還不接受“退市”的救市方案。可能雅典政府也深知此理，因此濫用財權的行為變得更加肆無忌憚。當然還有一個不接受退市的原因，就是不能因為現在經濟的問題而破壞10年來做出巨大努力的大歐洲發展的政治戰略。
基本面的修復和債權債務關系的平衡，是可以通過歐元區的中央職能部門履行“最后貸款人”的作用來幫助今天瀕臨破產的希臘等國。但是，由于事前沒有達成共識，像IMF那樣的資金池也沒有預備好，于是，臨時動員納稅人的資源就會出現債權國和債務國同時社會混亂的局面。一方面，德、法等國的大眾要求政府不能無原則貸款，何況金融危機給本國就業造成的創傷也需要政府支持。另一方面，希臘等國為了接受有條件的援助不得不縮減公共部門規模，于是，大量新增失業的人群或收入受到嚴重影響的人群就上街表示強烈的不滿，這種格局更使歐元區內的“收入再分配”機制難以啟動，外部資金也很難進場來全面承擔歐元區違約和動蕩的市場風險。
在失去了“貨幣穩定錨”之后，歐元成了全球波動最激烈、投機最嚴重的靶子。即使這樣，三大信用評級公司還火上加油，在滯后和不恰當時候下調評級，帶來了市場過度恐慌和投機資本巨大的利潤。所以，今天應該要由一個全球監管的機制來遏制過度的投機和三大信用評級公司左右市場情緒的行為。盡管歐盟輪值主席薩科齊提出資產交易稅的構想，但是，今天歐洲對美國信用評級公司的極大不滿并沒有形成讓他們閉嘴的有效措施。
不管怎樣，我們都要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中國宏觀經濟未來也將面臨如下的挑戰：第一，匯率的挑戰。美元大漲、歐元震蕩所帶來的換匯成本和匯率風險上升的格局。第二，游資的挑戰。國際資本在新的資產組合過程中，會增加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中高收益投資比例。這對中國外匯市場、資本市場、房地產市場甚至大宗商品所構成的要素市場價格穩定都會帶來很大的沖擊。第三，信心的挑戰。歐美經濟的不明朗，全球金融市場的波動勢必影響中國資本市場和中國企業及個人投資與消費的信心，這對正處于結構調整關鍵時刻的中國經濟而言，無疑設置了一個巨大的障礙。
因此，今天中國還是首先要做好自身當前要做的工作，以切實提高中國經濟整體抗衡世界經濟波動的能力。具體而言，就是要拿出讓“金融資本”向“產業資本”轉化的智慧和決心（努力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同時堅決抑制灰色金融體系正在形成的越來越嚴重的資產泡沫），發揮中國經濟的比較優勢，提升民營經濟和市場發展的活力，盡力使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形勢不確定的環境下能求得“量”的保證和“質”的飛躍；其次，我們要提升中國在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中的話語權，在確保知情和自我安全的情況下去增援歐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