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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促進發展、關注民生是現階段我國各項事業實現穩步發展的關鍵，那么，必須說加大企業人力資本投資、推進企業技術創新是新發展階段我國民營企業謀求更大發展的必須選擇。
眾所周知，到去年年底我國GDP已經超過了日本。雖然此時我國人均GDP還不及日本的九分之一，但在總量上我國已經歷史性地站上了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高臺。
擺在人們面前的一個更為嚴肅而重要的問題是，到什么時候我國可以實現對世界第一大國的超越？我國已經具備了哪些實現再追趕和再超越的條件？將面臨哪些挑戰和問題？如何應對這些挑戰？
實際上，國際社會早就有不少機構對中國未來的更大超越做過分析與估計。美國芝加哥大學諾貝爾獎得主福格爾曾于2007年預測認為，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到2040年中國的GDP將達到123萬億美元，而那時美國僅為41萬億美元，中國的GDP將是美國的三倍，中國將占到全球GDP的40%，而美國僅占全球的14%。美國高盛公司也曾于同年預測認為，到2035年中國的GDP將超過美國。由于美國遇到次貸危機并引發了世界性金融危機，他們進一步把中國GDP超過美國的時間調整為2027年，提前了8年。2011年初，美國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更是激進地認為，中國的年度國民經濟活動總量(即GDP)將在2020年超過美國。這些分析與預測雖然各有不同，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中國最終會趕上和超越美國。為更確切地把握我國的再追趕和再超越，在我國未來能夠實現持續較快發展和每隔十年GDP增長率下降1～1.5個百分點等一系列假定前提下，我們的估計是，到2022年我國GDP將超過美國。屆時，我國GDP將達20.61萬億當期美元、美國為19.65萬億當期美元；我國人均GDP將達1.48萬當期美元、美國則為5.9萬當期美元(目前美國的人均GDP為4萬多美元)。這就是說，到2022年我國GDP將超過美國。至于我國人均GDP超過美國的時間，我們估計是在2049至2054年之間。目前，我國人均GDP為4000多美元，到2049～2054年間，將達到9.3萬左右的當期美元，而美國為9.27萬左右的當期美元，略高于美國。這是一個不發生重大外部沖擊和內部動亂等假定前提下的樂觀預測。但是，要實現上述一系列追趕和超越，我國還面臨眾多挑戰，包括制度性挑戰(到目前為止我國制度及其建設還遠未達到能夠自我調節和自我完善的程度)，也包括人口素質挑戰(我國的人口及其素質也還遠未達到讓世界多數人翹首稱道、甘愿學習與模仿的程度)，還包括我國城鄉收入差距還比較大、分配體制和機制還有很多不完善之處、我國多數企業還缺乏自主創新能力等眾多挑戰，不僅如此，我國也同時面臨著美國等發達國家可能并不愿意看到我國再追趕和再超越的挑戰。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民營企業如何在實現自身更大發展的同時擔負起更好地推動我國經濟社會實現更大發展的重任？
毫無疑問，要擔負這樣的重任，不僅需要企業進行制度和體制機制再創新，而且需要企業進行管理再升級、經營再改善、市場再拓展、產品再換代等。在制度、體制機制等具有慢變量特征的因素和條件給定的前提下，對于廣大民營企業來說，當前尤其迫切需要著力做好的主要是兩點：一是技術創新，二是人力資本投資。
毋庸置疑，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與發展，我國大多數企業的生產技術水平已經有了明顯提升。但是，相對于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特別是相對于大國背景下企業面臨的國際競爭環境來說，我國大多數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還遠不能適應企業實現更大發展的需要。
眾所周知，市場經濟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投放于市場的商品具有內在的陳舊性。為克服商品的內在陳舊性，就需要有技術持續更新的支撐。然而，技術也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而且同樣也是易于陳舊的。
既然技術如同商品一樣，均具有內在陳舊性特征，技術發明、技術革命和技術創新對于企業的生存與發展來說，到底有多么重要，就是一目了然的了。在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開始實現再追趕與再超越的時候，這個問題尤其顯得突出和重要。
例如，雖然到目前為止我國的人口紅利還存在，但已經開始迅速下降，按蔡昉研究員的估計，很可能到2015～2016年基本消失。統計表明，到2009年，我國15歲至64歲的適齡勞動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已經達到了最高點，此后其邊際增長率迅速下降、勞動成本持續上升，勞動工資必然表現為持續上漲。在新增勞動力迅速減少、工資率持續上升和勞動成本不斷上漲的條件下，企業要實現更大發展，就必須尋求對勞動的新的替代。眾所周知，傳統的有效替代方式是資本替代勞動。但是，在我國現階段，資本同樣具有稀缺性。雖然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經濟已經告別了短缺，資金的短缺也已經被資本的相對充裕所取代，處處缺錢的時代已不復存在。但是，總體上說，我國還不是一個資本富余國家。這就是說，在我國，資本替代勞動的成本已經開始出現明顯上升并且還會繼續大幅度上升。在這種情況下，企業怎樣做才能實現更大發展？
答案就是一條，即必須選擇能夠對資本和勞動形成更大替代效應的實用技術和高新技術的大量注入，至少是用先進適用技術改善企業的資本構成，在提高企業的技術構成的同時，提升企業的有機構成，并由此為企業生產經營效率的大幅度提升創造可靠的技術基礎。
為改善和提高企業有機構成、改進和提升企業資本和勞動質量，實行技術上的拿來主義并不為過。在一定條件下，拿來主義也確曾行之有效過。但是，拿來主義是有邊界與極限的。拿來后如果不能消化吸收和進行再創新，拿來的成本就會迅速上升并可能很快超過其可能的收益，拿來的結果就難免導致企業投資的失敗。因此，不能用“拿來主義”支配企業關鍵技術的升級及其未來的長遠發展。研究表明，一個重要且有效的路徑與辦法，就是通過加大企業人力資本投資、推進和提升企業技術創新。
加大企業人力資本投資，把企業人力(干部職工)當作投資的對象，通過加大此類投資，提高企業人力資本效率，是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擺脫企業生產技術內在陳舊性的困擾與束縛、實現企業跨越式發展的一個重要和必須的選擇。
加大企業人力資本投資，一個重要形式和載體是教育與培訓。在資料表明，接受過小學教育的勞動者要比未接受過同類教育的勞動者的勞動生產率高43%，而受過初中教育的勞動者的勞動生產率要比未受此類教育的高70%，受過高中教育的則要高108%，受過大學教育的勞動生產率更是比未受過此類教育的勞動者的勞動生產率高3倍以上。這就是說，對勞動者施加的教育越多，其勞動質量與效率也越高。經驗也反復表明，在企業生產設備等固定資本達到一定規模的條件下，加大對勞動的投入可比加大對生產設備投入帶來更高的產出效率。
加大企業的人力資本投資，不僅包括加大有助于提高企業勞動者生產技能的投資，還應包括有助于提升勞動者技術革新與創造能力的投資，同時也應包括有助于提升企業勞動者道德素質、文化素質和行為規范水平等方面的投資。所有這些投資，其直接表現形式可能是“軟”的，是具有“軟實力”特征的，但從企業長遠發展及其競爭力提升角度看，這些投資卻是企業進行大規模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重要前提和重要人力技術基礎，從而最終會固化為企業的真正的“硬實力”和更大的市場競爭力。
總之，通過進一步加大企業人力資本投資，占領企業技術創新制高點，既是我國廣大民營企業實現更大發展的必須選擇，也是我國實現再追趕和再超越的重要實踐內容，必須給予高度重視。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院長兼中國社會科學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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