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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經聽到凄然著地的枯枝，簌簌地落在院中的石子路上。”
當海關總署公布進出口數據，2011年8月中國進口規模上升119．2億美元，而出口規模下降18．2億美元，波德萊爾的《秋之歌》想必容易引起觀察者共鳴，一些專家擔憂中國制造的拐點已經來臨。根據短期波動，結論也許為時過早，但恐怕不是杞人憂天。這個時辰是遲早要來的；這是發展的普遍難題，而我們面臨特殊挑戰。
中國制造大而不強。2009年，中國在全球制造業總值中所占比例為15．6％，取代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工業制造國，超越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中國被稱為“世界工廠”，但制造業大而不強，多數企業尚處于產業鏈低端，生產的附加值、服務性相對落后。雖然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2011—2012全球競爭力報告》，中國比上一年度上升一名，排名第26位，競爭力排名連續7年上位，但另外一組數據也值得注意：外商投資企業占高科技行業產出的三分之二，占高科技出口的十分之九。中國制造并沒有取得“日本制造”、“德國制造”那樣的地位和聲譽，卻面臨勞動力成本等比較優勢更突出國家的強力競爭。
創新國家建設中，政府的制度環境整備是必要的，但政府不是創新的主體。
世界工業發展的歷史表明，政府的政策、善治是稀缺資源。德國古典經濟學派的李斯特認為，在經濟崛起、尤其是后進追趕先進的過程中，政府的政策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重視教育還是無視教育，重視制度還是無視制度，鼓勵創新還是不鼓勵創新，都取決于政府制定的政策：“在一個偉大的天才手里，就像用魔杖一揮那樣，在短短數年之間色色具備；但是……斷送在癡迷狂妄和專制暴虐的鐵腕之下，消失得比興起時更快。”政府的制度環境整備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一個社會是進步還是混亂，是生機勃勃還是死氣沉沉，但政府不是創新的主體，不能越俎代庖。亞當·斯密推崇“無形之手”，即市場主體的競爭機制，認為政府只是“必要的惡”。弗里德曼則明確指出：“不管是建筑還是繪畫，科學還是文學，工業還是農業，文明的巨大進展從來沒有來自集權的政府。”
創新的主體是企業，但企業家是無法培養的。
熊彼特1912年就提出創新是經濟增長的源泉，認為正是企業家的“創新型破壞”，推動技術和制度不斷進步。當代世界經濟發展清楚地表明，國家的競爭優勢，在很大程度上就取決于企業的競爭優勢。根據英國商業企業和管理改革部（BERR）的研究，世界上100家左右領先企業處于技術進步的中心地位。美國75％左右的科研人員在企業，像貝爾實驗室出了一大批諾貝爾獎獲得者，但它隸屬于朗訊；日本也有68％—70％左右的科研人員在企業。
而我們正好倒了過來，70％的科研力量在院所大學等公立機構，真正應該成為主力的企業卻乏善可陳：擁有核心技術自主知識產權的企業只有萬分之三，99％的企業根本沒有申請專利，60％的企業甚至沒有自己的商標。三分之二的大中型國有企業沒有研發機構；中小民營企業要么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要么害怕忙了半天，為別人做嫁衣，對研發普遍沒有熱情。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在臺州等地的調查結果顯示，大中型企業研發投入比率只有0．91％，小企業的生存之道就是模仿。根據英國BERR的報告，在研發支出方面，中國只有少數幾家企業進入了全球1400強。認識到企業家是寶貴資源，這是必須的；但壞消息是，正像劉易斯斷言的那樣，“企業家是生出來的，不是制造出來的。”
問題是難的，但希望尚在。我們未雨綢繆，也未必能完成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的驚人一躍；而如果無所作為、放船江流，則一定無法避免落伍乃至沉淪的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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