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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型模式的典型特征是不管在什么條件下，經濟增長速度都是首要的、壓倒一切的目標。這種模式曾經帶來了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但隨著大的環境和背景的變遷，其負面作用亦日益顯現：1、拋開腐敗和偷工減料不論，片面追求速度，壓縮工期，工程質量難以保障，京滬高速開通后事故頻發，膠州灣大橋雖然已經獻禮、剪彩，但實際上并未完工。2、速度上去了，管理跟不上，“7、23”動車相撞就是典型案例。3、雖然中央三令五申要適當調低增長速度，以調整和提升產業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但各地依然高歌猛進，諸多省份的十二五規劃提出的經濟增長速度都在兩位數以上，與調整結構的要求背道而馳。4、經濟增長的列車由于速度太快，出現了幅度較大的失衡，例如過度依靠外需，外需和內需嚴重失衡。雖然在國際貿易中處于順差，擁有諸多的外匯儲備，但經濟發展受制于人，非常被動；產業結構嚴重失衡，農業成了經濟發展的短板，CPI上漲中主要是農副產品價格上漲；經濟發展與自然環境的保護嚴重失衡，資源環境不堪重負；經濟發展與公共事業，與社會發展嚴重失衡，出現了諸多的社會問題。中國高速前進的經濟列車必須慢下來，必須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適當地調整。
然而，盡管適當的減速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社會的共識，但在實踐中似乎又慢不下來。
中國的經濟模式“體質”上就是速度型而非速度、質量、效益統一型。這就如同人的“體質”一樣，有的人體質容易過敏，有的人的體質容易得高血壓。中國經濟模式的“體質”是速度型的，或者說在給定的制度約束條件下，中國經濟模式會下意識地選擇速度第一，選擇“大躍進”式的發展。
那么，中國經濟體制的“體質”為什么是速度型的呢？首當其沖的原因在于認為我們的體制在追求速度方面具有不同于其它經濟體制，例如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并且把追求速度當作始終不渝的使命。追求經濟增長速度是特定背景下的必然選擇。改革開放初期，經濟面臨崩潰的邊緣，百廢待興，我們需要比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事實上，由于我們產業發展的空間比較大，發展初期資源環境以及勞動力承載能力強，加上國際產業轉移和改革開放，確實在一個時期實現了較快的經濟增長。一旦實現了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嘗到了經濟增長的甜頭，人們就會對經濟增長速度情有獨鐘，進而把經濟增長速度作為自己模式的優越性并因此感到自豪。
其次，我們現有的體制是在計劃經濟體制基礎上通過改革形成的，依然遺留著計劃經濟體制的諸多特點，縱向從屬關系還在起作用。縱向從屬關系的特點是更多的關注上級的意圖，而不是市場的取向。存在著取悅于上級，在貫徹上級意圖中不斷放大，以及把經濟活動政治化、意識形態化的傾向。在市場經濟國家一切經濟活動都是市場需求的反應，因而并不存在的獻禮工程，在我們特定的體制下卻名目繁多，比比皆是。確實，在重大的節日，獻禮可以振奮人們的信心。作為獻禮工程理所當然地應當有更好的、經得起歷史考驗的質量。然而，凡獻禮必有極強的時效性，于是在現實生活中就出現了為了保證按時獻禮，壓縮工期的現象，以致我們看到了不少剛剛獻完禮就出現了質量事故的工程。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我們的各種工程，都應當遵守產業特點和最基本的經濟規律而不是其他，都應當關注市場的態度，而不是揣摩和迎合上級的意圖。
我們所以具有速度型的“體質”，還在于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如果市場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項目和產品就必須接受消費者和市場的檢驗，就必須遵循投入和產出的基本定律，有了這樣的約束，就不可能單純追求經濟增長的速度而不顧質量和效益。如果是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那就起碼會產生如下兩種現象：一是在給定的約束條件下，地方政府存在著事實上的競賽和攀比，很容易追求“最大”“最亮”“最輝煌”。個別地方領導甚至不顧經濟規律，忽視民生，追求彰顯自己能力和政績的“大手筆”。于是有了“鬼城”，有了各種各樣的“世界之最”，有了很寬闊每小時過不了幾輛車的寬闊公路，有了動輒成片的圈地致使農民成了三無農民的大工程。這一切誠如劉易斯曾經指出的，“浪費的現象在大量已成現實的事物中昭然若揭，它導致了資本利用率的不足———如按對需求的期望所建的工廠，每小時僅有幾輛車行駛的高速公路，大型機場和航空集散地建筑的低效利用等。這些都是普遍現象。浪費的另一方面是促使一切建筑都變得富麗堂皇，政府建筑尤其如此”。二是普遍的短期行為。現行體制下地方干部的任期時間通常為四年，為了仕途的升遷必須出政績，而且必須在前兩三年里出“政績”，第四年再出“政績”意義就不大了。于是有的項目工期本來需要五年，政府卻要求一定要壓縮到四年。這些分析說明，干部的任命制和任期制意想不到的成就了速度型模式。
地方政府所以有如此的行為，關鍵的原因還在于地方政府“約束軟化”，不能負破產的責任，為了追求速度，地方政府不惜大規模舉債，在給定的條件下，舉債是一種效用最大化的選擇。紛紛而起的項目形成的過剩產能，必須依賴于國際市場的消化，這是我們外需和內需嚴重失衡的關鍵性原因。我們以自己低廉的資源成本、環境成本和勞動力成本對發達國家的消費者、對發達國家的經濟作出了貢獻，自己卻落入十分尷尬的境地。
最后，各級地方政府所以咬緊經濟增長速度不放松，是因為他們從反面總結了經驗，即誰要按照宏觀調控的意愿把速度降下來，誰就會在下輪經濟發展中吃虧。為了不吃虧，就必須盡可能地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
按照科學發展觀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中國現階段的經濟發展應當又好又快，特別是當我們成為第二大經濟體的時候，我們更應當強調經濟發展的質量而不僅僅是數量，這是新的歷史階段的要求。基于此，我們必須適當地調整經濟增長速度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增長速度，改變速度型“體質”的關鍵在于：
首先，要深入推進市場化改革，讓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充分地發揮作用。在市場經濟下，項目的選擇來自市場的需求；項目上馬與否必須遵循投入產出的比較。按照馬克思經濟學原理，任何項目和產品所形成的產品和服務都必須接受市場的檢驗。商品的命運與商品生產者的命運休戚相關。商品交換是一個驚險的跳躍，如果跳不過去，摔壞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生產者自己。在市場經濟下，盲目擴張會造成資金鏈的斷裂，會中斷企業資本的循環，以致重新洗牌。在市場經濟下，投入產出規律和適度技術規律會起作用，盲目追求“快”和“大”會得不償失。只有讓市場經濟的上述規律充分地發揮作用，才能使經濟增長速度不是人為地放大。
其次，讓市場規律充分發揮作用的關鍵是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規范政府職能。政府不要直接拼經濟，地方政府不要扮演市場主體的角色。地方政府不要上經濟類的項目。各級政府發揮作用的范圍應當僅僅局限在公共產品領域，這是政府的職能和優勢所在。同時應當按照這樣的要求，完善科學的干部考核標準和選拔機制，淡化經濟發展中的獻禮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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