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規模的海外投資被視為“中國崛起”的新標志。然而，海外投資規模的急劇擴大、資產份額的快速提升，也意味著海外投資風險的日益加大，中國要學會跨國投資的風險管理，提高中國的海外經濟利益。
首先是投資保護主義風險。近幾年，發達國家以威脅國家戰略安全為由，使中國企業海外資產并購頻頻受阻。美國經濟分析局統計顯示，中國對美國歷年投資存量僅為23億美元，是美國外資直接投資存量的千分之一。深處債務危機困擾的歐盟對中國企業的并購也深感不安。近期歐盟有意效仿美國在1975年成立外國在美投資委員會(CFIUS)，希望設立一個新機構負責對外國企業投資和收購本國企業進行安全審查。此外，部分國家新出臺的法律提高了外商直接投資的成本，使中國海外投資遇到阻礙。與應對關稅戰相比，遏制投資保護主義的難度要大得多。世界貿易組織(WTO）可以裁斷全球貿易爭端，但全球還沒有一個與WTO相等同的機構來解決投資爭端，這種風險更難駕馭。
第二，海外投資成本上升風險。比如，中國每年從澳大利亞進口大量資源。然而，繼歐盟率先通過碳排放交易體系之后，澳大利亞總理吉拉德近期宣布，計劃在明年7月1日起在全國范圍內開征碳排放稅，三年后還將引進碳交易排放機制，以降低澳大利亞碳排放。目前公布的受控于碳價的企業名單包括：國際電力、TRU能源等電力企業，布魯斯科等鋼鐵公司以及力拓、必和必拓和伍德賽德等礦產資源和石油巨頭。將被征收碳稅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占到了澳大利亞總排放量的60%以上。這也意味著，今后對礦產資源豐富的澳大利亞進行直接投資，其投資成本上升的不確定性開始變得越來越大。
第三，海外投資戰略缺失風險。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的排名更能說明問題。在全球128個參與排名的國家中，2003-2005年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出績效指數(OND)為1.139，全球排名第67位，而該指數2007年以后再次下滑。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出績效非常低，意味著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項目的技術含量不高，效益較差，嚴重缺乏海外投資的所有權優勢。金融危機導致許多國家經濟增速下降，需求不旺，大宗產品國際價格低迷，企業流動性出現嚴重短缺。相比之下，手中相對充足的現金激發了不少中國企業，特別是大型國有企業強烈的“抄底”心態。但總體看來，中國企業對海外投資特別是對收購整合的理解，似乎一直停留在買設備、買廠房、買技術的階段，而缺乏明確、長遠的戰略規劃。
第四，海外資產匯兌風險。近年來人民幣不斷升值，我國企業海外投資面臨的匯兌風險越來越突出。特別是2008年以來，傳統的對沖工具等套期保值手段更加難以有效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高度不確定風險，中國海外企業屢屢蒙受因匯率劇烈波動而帶來的巨大損失。
當然，更不可避免的是國家政局動蕩等帶來的不可抗力風險。海外投資活動具有投入大、周期長的特點，中國企業在投資意愿高漲、投資規模迅速擴大的同時，必須重視日益復雜的海外投資環境。今年以來，中東、北非局勢動蕩讓在這些地區擁有大量投資、工程承包、基礎設施建設的中國企業蒙受重大經濟損失。
因此，海外投資不能僅僅考慮規模和速度，而要考慮如何利用全球分工體系和產業鏈，增強對外直接投資主體的要素跨國整合能力，以產業增值鏈為紐帶開展海外投資。要降低暴露風險、規避摩擦風險，可采取 “因地制宜”和“柔性進入”的海外投資戰略。
“因地制宜”戰略就是在對重點國家和地區資源和能源狀況進行深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開發計劃規劃。對所投資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狀況、投資環境、產業發展及市場情況加強風險評估與管理，積極建立風險評估預警體系，加快建立海外保險體系與風險補償機制，從而提高海外投資的成功率和收益率。而“柔性進入”策略就是可以采取小份額股份購入的形式。比如，在礦產資源開采和使用上，持有20%以下的股份來保障長期供應；或者采取合資形式盡量避免絕對控股，這樣可以減少并購敵意，進而為與東道國長期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礎 。未來十年，海外經濟利益將成為中國最重要的核心利益之一，而保護權益駕馭風險最為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