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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歷史現象考究起來頗有趣味。比如，我國的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就與許多人想象的不同。資本主義在中國的萌芽并不比歐洲晚多少，并且頗有與歐洲資本主義一比高下的架勢。曾經在明清兩代縱橫馳騁于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的“十大商幫”即是明證。特別是作為“十大商幫”之首的晉商，更是以其仁義品格和誠信精神極大地影響和帶動了其他商幫的發展，并使我國的資本主義萌芽與以掠奪和壓迫殖民地人民為主要特征的歐洲資本主義萌芽形成了本質差別。晉商在創造性地開拓商路和取得商績的過程中，足跡遍及歐亞大陸，興時長達五百余載，并且廣積財貲，一度富可敵國；他們創設票號，長期執牛耳于全國金融業界，以突出商績和良好信譽為近代中國的商業發展提供了豐厚營養。
晉商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是他們嚴格遵守了8個字的營商原則與處事哲理，即“利以義制，名以清修”。深刻領會和踐行這一營商原則與處事哲理，對于我們今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有裨益的。
牟利是經商的重要目標，這是由商業活動的性質決定的。但對于中國傳統商人來說，對利的獲取必須以仁義為前提、以誠信為根本。在很多時候，他們把義看得比利還重要。這與傳統士大夫通過清廉修德、潔身處事而博得好名聲是一樣的。晉商中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王現曾經說過：“夫商與士，異術而同心。故善商者，處財貨之場，而修高潔之行，是故雖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經，而絕貨利之徑，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義制，名以清修，恪守其業，天之鑒也。”這段話出自一個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山西商人口中，著實令人驚嘆。這番論述不僅點明了經商的不二法則，也道出了為官與為人的基本遵循。在王現等晉商看來，不論在什么時候、在什么情況下，只要按照這一法則為人處世、入仕經商，必定會做出一番不平凡的事業。
知易行難。這樣的法則或道理一些人并不是不知曉，而是做不到。王現的可貴之處就在于他不僅能夠洞燭此理，而且實實在在、不折不扣地將其落實到了行動中。據說在王現所開設的商鋪中，曾有伙計給顧客稱鹽時缺斤短兩。王現知道后，不僅對伙計嚴加斥責、對顧客迅速予以補償，而且帶領全體族人和伙計到關帝廟中焚香發愿，立誓以后決不重犯舊錯，堅決做到仁義處世、誠信經商。應該說，王現的經商實踐確實體現了“利以義制，名以清修”的理念和精神。
不論從何種意義上說，王現對中國商業精神的構建、對晉商從萌生到興盛的推動，乃至對中國近代商業的發展都作出了特殊建樹和積極貢獻。他所倡導的“利以義制，名以清修”的原則，具有穿越時空的價值和意義。在社會急劇轉型的今天，誠信缺失的現象日益突出。這種缺失不僅造成社會運行成本激增，也對人們的價值觀產生了嚴重侵蝕。要改變這種現象，須像王現等晉商那樣，既有理論上的覺醒，也有實踐上的果敢。只有人們都強烈意識到問題的癥結所在，樹立革除弊病的責任感、勇氣、信心，從內心深處信奉誠信、清廉等理念并且身體力行，才能真正實現社會道德的提升和社會風氣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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