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具有正財富收益的債務國，而中國是具有負財富收益的債權國，中美兩國誰才是真正的債權國呢？
從收益率上看，作為國際債權大國的中國已經陷入了“斯蒂格利茨怪圈”。所謂“斯蒂格利茨怪圈”，是指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將本國企業的貿易盈余轉變成官方外匯儲備，并通過購買收益率很低的美國國債回流美國資本市場；而美國在貿易逆差的情況下大規模接受這些“商品美元”，然后將這些“商品美元”投資在以亞洲為代表的高成長新興市場獲取高額回報。
從我國國際收支平衡表看，今年一季度末，在4.39萬億美元的對外金融資產中，儲備資產占了71%，在2.46萬億美元的對外金融負債中，外國直接投資占了62%。以美國長期國債收益率計算，我國儲備資產的收益約為3%-5%，外國直接投資在我國的收益平均在20%左右。按此估算，3.04萬億美元的儲備資產年收益約1013億美元，1.53萬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的年收益為3060億美元，相差近3倍，凸顯出我國“負債高成本、資產低收益”的窘境。
此外，作為不成熟的債權國，中國無法以其自身貨幣進行放貸，因此，大量貿易順差帶來的是貨幣不匹配和儲備資產貶值的風險。作為全球最大債務國的美國，債務不但沒有對其形成制約，反而成為美國維持金融霸權的工具。
美國金融霸權體系的建立絕非一朝一夕，事實上，伴隨著國際貨幣體系的更替，美國早已完成了角色的轉換。在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美國在全球金融格局中扮演著銀行資本家的角色。另外，美國通過在商品輸出帶動下的資本輸出分享他國的貿易和投資收益，這是銀行商業資本獲取利潤的主要方式。
根據美國經濟研究局數據，美國目前持有外國資產已經高達10.4萬億美元，而外國持有的美國資產是17.4萬億美元。也就是說，這其中的10.4萬億美元可歸因于和美國的資產置換，余下的7萬億美元可歸因于外國通過貿易順差掙來的美元財富。數據顯示，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后的30年間(1973年至2004年)，美國持有的外國資產平均回報率為6.82%，而外國持有的美國資產回報率只有3.50%。以目前10.4萬億美元的資產大置換規模來算，美國每年得到凈收益3450億美元。這個來自金融渠道的財富增加值，已經遠遠超過了實體經濟渠道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加值。
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反而成為美國資本的供給者，這種資本悖論反映出的恰恰就是全球金融分工體系嚴重失衡的局面。這樣看來，債務或是債權并非是一國金融霸權或話語權的決定因素，中國成為一個真正的債權國的路途還十分遙遠。因此，中國要扭轉這種被動的“負債權國”地位，必須加強人民幣在全球儲備體系中的地位，同時也需要進一步改變外儲的資產負債配置結構，變中國對美國國債投資為中國對美國實體經濟投資，增強國民財富效應，才能真正提升債權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