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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申請政府信息公開被拒或逾期未答復的，可向法院起訴，這是近日頒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政府信息公開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透露出的信息。
雖然只有13個條文，《規定》的出臺卻經歷了近三年的醞釀，如同當初《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制定過程一樣，帶有激烈的利益博弈痕跡。即便在今后的司法實踐中，公民信息公開的訴求與政府部門利益的惰性之間的沖突，依然是建設陽光政府、透明政府道路上的“主旋律”。
在有限的行政立法推動下，政府信息公開迫切需要外在力量介入，司法乃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由于《條例》本身存在諸多模棱兩可之處，對于信息公開的范圍往往由行政部門自行解釋，實踐中司法機關因為各種原因，對于送上門的此類案件常有“燙手山芋”之感，有的甚至迫于行政壓力干脆不予受理。在此背景下出臺司法解釋，統一各地法院審理此類案件的規則和標準，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從《規定》內容看，不僅進一步明確了受案范圍，更突出了政府部門的舉證責任，其目的無疑是為遭受閉門羹的相對人提供暢快的司法救濟。但這一目的的最終實現，有待于破解當初立法時遺留的難題——如何確定政府信息公開的范圍，如此才能確定政府信息公開的具體法律義務，并在義務未依法履行時及時給予司法監督。《規定》明確了5類具體受理案件，這將對政府主動公開信息、對公民的申請直接回復產生積極影響。
但我也注意到，司法解釋在設定受案范圍時采取的是列舉式，其優點是清晰明確、針對性強，缺點則是存在掛一漏萬的可能。當《規定》中的5類案件無法囊括所有情況時，那些尚未預料到的案件又該如何處理？這可能影響到公民尋求司法救濟的范圍，也易縮小司法對政府信息公開監督的廣度。
又比如，《規定》吸收公眾意見，刪除了征求意見稿中的“三安全一穩定信息”和“過程信息”的分類，以是否涉密作為信息公開與否的判斷標準。現實中，一些政府部門就是動用“公開后可能危及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經濟安全和社會穩定”的解釋權，來應對公民知情權的訴求。刪除這一不確定法律概念，有助于避免擴大性的任意解釋。但對于如何判斷“是否涉密”，如何防止出現將三公消費定為秘密的現象，同樣需要仔細思量。
總之，司法要想為公民提供充分的救濟，形成對政府信息公開的倒逼效應，面臨的要害問題是如何打通受案范圍的瓶頸，當更多的案件進入司法審查，政府才會在陽光透明的征途上走得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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