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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統計局昨天（8月9日）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7月份CPI達到6.5%，創37個月新高（詳見B44版）。步步攀升的通脹壓力，又正好交織著愈演愈烈的美債危機。在這種復雜的情況下，做出正確的判斷和政策選擇，是應對高通脹與美債危機雙重壓力的前提條件。
在美債危機爆發之前，按照慣常的思路，面對新高不斷的物價指數，中國央行必然會斷然采取加息或提高銀行準備金率的做法，以遏制通脹勢頭的進一步抬頭。事實上，自去年1月份以來，央行已經連續五次加息、十二次提高銀行準備金率。通過多種組合政策的疊加，實際回籠的資金總量已經超過了4萬億。但令人遺憾的是，即使是在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打壓下，物價指數卻出現了一邊調控一邊繼續上漲的怪象。
就在中國的通脹形勢日益嚴峻之時，美債危機又開始爆發。在標準普爾罕見地將美國長期主權債務的評級下調后，全球的金融市場陷入了一片暴跌之中，而且由美債危機所引發的全球金融動蕩正在不斷發酵。除了罕見的全球性股市大跌外，美債危機最終會向實體經濟領域蔓延。由于美債評級被下調，短期內美國的實際借貸成本可能會增加，這對美國的消費者和生產者都是一個不利的消息。同時，全球股票市場的大幅下跌還會通過負面財富效應和信心傳導渠道沖擊實體經濟。在歐美市場上，一些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普遍認為，歐美經濟陷入再次衰退的概率已經在過去10天內上升到了30%～50%。這對中國來說無疑是一個極為不利的消息。
與此同時，國內經濟在持續一年多的緊縮中本來就矛盾百出，這次再加上美債危機的沖擊，可謂是“禍不單行”。在一系列緊縮政策的打壓下，中小企業的生存危機凸現出來。由于融資難，再加上人民幣升值與勞動力成本上升，一些出口型中小企業被迫停產或倒閉。更為嚴重的是，由于制度上的優勢和壟斷，緊縮政策還導致了大量的資金和資源不斷向政府和壟斷企業集中，不公平競爭的市場體制不但沒有得到扭轉反而進一步加強。而地方債務負擔的加重則又使加息等緊縮性貨幣政策工具“投鼠忌器”，很難發揮其應有的功效。
為了應對美債危機的沖擊，新一輪的全球性量化寬松政策隨時可能再次推出。比如七國集團和二十國集團的財長和央行行長均先后發表聲明，在必要時將聯合行動，保障市場流動性，確保金融市場有效運行。美聯儲對推出QE3本來就準備充分，這次美債危機恰好為其出臺提供了極好的借口。不僅如此，評級巨頭還將矛頭指向韓國、新西蘭、澳大利亞和諸多發展中國家，威脅說隨時可能降低對他們主權債務的評級。在這種形勢下，如果中國仍刻板地奉行單純的緊縮性政策，極有可能與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相違背，進而對國內經濟發展造成不應有的傷害。
因此，對中國而言，宏觀經濟政策必須擇機而變。在當前高通脹和美債危機的復雜局面中，現行的緊縮性政策應暫緩實行。可以考慮更多地使用以減稅為主要內容的財政政策，鼓勵國內生產，加大短缺商品的供應，緩解物價上漲的壓力。此外，在世界經濟前景仍不明朗、國內結構性矛盾突出的時期，應將更大的力氣用在國內的改革和發展上。因為只有加快改革體制和調整結構的步伐，只有練好“內功”，才能增強抵抗各種沖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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