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的支出活動過程，是尋租與腐敗的高發地帶，越是財政公共支出多的地方，越容易發生尋租與腐敗行為。這種現象在不同體制、不同制度的國家都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治理對策就藏在現象之中。
財政支出的過程中存在著兩種難以察覺和治理的腐敗難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設租尋租與腐敗者合謀
我們要從經濟的角度分析人的行為，而不是從道德的角度分析人的行為。政府官員也是人，經濟需求的動機是始終存在的和強烈的，亞當·斯密的“經濟人”假設對他們也是適用的。他們滿足經濟需求的正當途徑是公薪，盡管他們不能像其他老百姓那樣可以光明正大地在市場上尋求利潤，卻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在權力場上尋求租金，獲取經濟收益，特別是當他們手中握有大量的錢要花的時候，或者可以決定巨額資金去留的時候，其尋租動機就愈加強烈。一方支出就意味著另一方獲得收入和利潤，給別人創造出收入和利潤自己也要有所回報。這樣簡單的市場規則老百姓明白，官員們更明白。但是老百姓只能把這樣簡單的市場規則應用到市場上，到市場上創收，而不能像政府官員那樣，可以通過權利市場，實現“政治創租”，即通過手中權力，為他人創造利潤，并以此誘使他人“進貢”，獲得租金收入。我國在政府采購活動中可供尋租的租金總額就高達幾千億元。租金愈多，尋租動機就愈強烈，發生尋租行為的可能性就愈大。
另一方面，眾多租金購買者躍躍欲試，數不勝數。一方面有賣租的動機，另一方面有買租的愿望，買賣雙方你情我愿，共同獲利，交易由此促成。財政支出活動中存在腐敗的第一個難題是，賣租和買租雙方合謀，瓜分財政資金。由于是合謀，雙方愿意，雙方獲利，形成共同利益關系，所以這類尋租與腐敗問題難以察覺，難以破獲。
(二)賣租和買租者越來越隱蔽，越來越有合理合法的外衣
自凱恩斯的具有強烈干預主義傾向的經濟學問世以來，政府干預經濟就有了合理的理論依據。從積極的角度看，這有利于糾正市場的失靈與缺陷，問題是政府干預也有失效的時候和失效的地方，這成為政府官員借政府干預之名，行尋租活動的合理口實。正因為如此，政府官員在財政支出的過程中發生的設租尋租活動很難被發現、很難被辨別、很難被處理。比如，財政給企業的挖潛改造資金，每年占財政支出約3%左右，少說也有幾百億，夠條件享受這筆資金的企業很多，給誰？不給誰？給多少？官員在此設租尋租活動的空間很大。“跑部錢進”的企業，為了獲得這筆資金，也以“要政策”為名，實施集體的“名正言順”的“進貢”。再比如，財政的基本建設支出每年占財政支出的10%以上，這幾千億的資金，在哪個地方立項？立多少項？多大金額？項目給誰施工？都是有一定的合理的調整空間和伸縮余地的。資金和項目給誰就有給誰的理由，不給誰也有不給誰的理由。所以，在不違規的前提下，在政策許可的范圍內，在能夠打“擦邊球”的情況下，尋租者想“照顧”、敢“照顧”任何人。“照顧”誰不“照顧”誰的關鍵，是看獲得租金的多少和安全程度。“照顧者”和“被照顧者”都有“理由”瓜分財政資金，這類尋租與腐敗行為，常常是集體的、合謀的、介于合法與不合法之間的，甚至有合理合法的外衣，難于察覺難于識別，成為腐敗的升級形式，有人稱之為“灰色腐敗”和“白色腐敗”。這些年，由于國家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以及反腐敗斗爭力度的加大，明目張膽、以公權謀取一己私利的“黑色腐敗”在減少，“灰色腐敗”和“白色腐敗”在悄然增加。就其危害而言，后兩者的危害性更大一些。
公共選擇理論代表了一種對政府行為的悲觀觀點，實際情況也可能如此。政府官員是有一己私利的“經濟人”以及現實中尋租現象的大量存在，使人們認識到政府官員并不是一心一意地要增進公共福利的單純公務員。這種看似悲觀的觀點，反倒為有效預防和真正治理尋租與腐敗的難題提供了經濟對策。
(一)提高尋租與腐敗行為的成本，降低尋租與腐敗行為的收益
在提高成本方面，最重要的是加大懲罰力度。一是有針對性的懲罰，即尋租與腐敗者最想得到什么、最怕失去什么，就用什么作為懲罰。二是提高懲罰等級。升級原有的懲罰等級，加大尋租腐敗者的成本。這里存在的不足是事后處理，而不是事前預防。如果要起到事前預防的作用，可行的辦法是讓有關的“成本條款”盡人皆知。
由于尋租與腐敗的收益難以確定，因此在降低收益方面的建議只能是租金價值總量的控制和減少。比如改革開放初期計劃內和計劃外的商品價差租金非常高，有兩千多億元，因而這一時期的尋租與腐敗行為發生在這個領域最多。如今基本不存在商品價差租金了，這里的尋租與腐敗行為也就沒有了收益，自然消失了。現在，哪里的租金價值大，可以通過市場化的辦法把那里的租金降下來，可供尋租的租金總量降下來了，整體的尋租與腐敗收益也就降下來了，尋租與腐敗行為也自然減少。從另一角度看，收益的下降也意味著成本的提高，這樣又進一步抑制尋租和腐敗行為的發生。
(二)通過減少供給來抑制需求
可以從哪些地方減少供給呢？一是盡可能減少“吃皇糧”的人，“吃皇糧”的人越多，具備尋租與腐敗條件的人也就越多，發生尋租與腐敗的概率也就越大。二是減少政府組織層次，雖然尋租腐敗行為與政府組織層次多少沒有必然聯系，但相對來說，政府組織層次越多，官員干預的層次也越多，多一個層次干預就多一分尋租與腐敗的可能。三是如前所說減少租金總量。通過這些“減肥”措施，能夠一定程度地減少尋租與腐敗行為的供給。
(三)靠法律制度而不是靠覺悟和道德來對待政府官員
西方的歷史文化和市場經濟發展史使人們對政府及其官員抱有審慎甚至是懷疑的態度。如西方文化認為人是有原罪的，因此需要隨時改造與恕罪。西方自亞當·斯密以來，在經濟與管理上就把“經濟人”假設作為理論基石。而我國的“性善論”一直占統治地位，認為應當充分相信人，要“用人不疑”。在現今的經濟社會中，只有把政府看做是有可能失靈的，才有可能建立一個不失靈的政府；只有把政府官員看做是可能隨時隨地利用職權尋租的“經濟人”，才有可能真正建立起法制嚴密、依法行政的公務員隊伍。將政府官員看做“經濟人”的主要要求和內容有：
1.建立有效的普遍的制約機制和制度。制約機制要既能約束政府行為，又能約束政府官員的行為。沒有制約的權力必然產生腐敗，愈是在那些政府參與和決定經濟資源分配和再分配的重要環節和程序過程里，愈需要建立約束機制和制度。哪里的財政資金多哪里就是建立制約機制和制度的重點。
2.要建立廣泛的信息披露制度。信息不對稱是尋租與腐敗者敢于鋌而走險的重要原因。由于信息不對稱，合謀的尋租與腐敗行為難以察覺，“灰色”和“白色”的尋租與腐敗行為難以辨識；由于信息不對稱，尋租與腐敗行為被發現被查處的概率大大降低，即降低了其成本和風險，助長了尋租與腐敗行為。政府的公開采購制度，各種聽證會和招投標制度，都是行之有效的國際經驗，不僅要學習借鑒，而且可以延伸到更多領域和更深層次。經濟市場的信息公開，能夠防止內部人控制；政治市場的信息公開，可以抑制尋租與腐敗行為。
經濟分析告訴我們：有財政資金活動的地方就有設租、尋租的人群，不管是政府官員還是非政府官員，他們都有這樣的潛在動機，這種潛在動機的具體表現，就是合謀的難以察覺、難以辨識、難以根治的尋租與腐敗行為。這是世界性的問題，其根治辦法有法律的、經濟的和行政的，然而落實和執行這些辦法的，卻仍然是政府及其官員，如何防止和避免制度制定者的尋租腐敗行為，仍是需要我們不斷探究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