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期，中國的宏觀經濟決策面臨許多困難。一方面，通貨膨脹壓力不斷上升；另一方面，中小企業流動性全面緊張，同時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財務困難日益加重。
深究起來，這些問題都與兩年前政府全力刺激經濟增長的政策緊密相關。當初政府實行財政擴張，銀行不計后果地發放貸款，成功保住了9％以上的GDP增長率。從2009年二季度開始，中國經濟強勁增長，帶動了全球大宗商品市場的反彈甚至世界經濟的復蘇。
但是，國際投資者的心態在一年半以前就已經開始發生變化。2010年年初，世界經濟剛剛踉蹌地走上復蘇之路，一些投資者就已經開始擔憂中國經濟出現“硬著陸”。今天看來，這一擔憂可能過于悲觀，但投資者所關注的問題是真實存在的。房價飆升之后早晚要發生回調；天量信貸之后可能出現不良貸款暴增；地方政府的巨額融資，也可能使得財政體系難以為繼。
經濟增長的成功與經濟風險的惡化，根源在于中國的經濟模式一方面是GDP至上，另一方面是政府控制大量經濟資源。這個模式在過去創造了“中國奇跡”，但也引發了一系列的風險，比如結構失衡、效率低下和收入分配不公等等。要保障可持續增長，必須盡快告別“中國奇跡”。
增長過于平穩并非好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保持很高的經濟增長速度，自有其內在邏輯。改革以前經濟增長緩慢，農村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其他資源的利用效率也非常低。因此，改革以后強勁的經濟增長，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視為報復性的反彈。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中國特定的經濟模式，對于促成高速增長也起到了關鍵作用。這個模式有許多特征，但核心是兩條。
一是各級政府不遺余力地追求GDP增長，而且直接控制了大量經濟資源，包括國有企業、國有金融機構以及貨幣和財政政策。這就是姚洋教授所稱的“生產型政府”，因為GDP增長事關官員的升遷機會，導致地方長官像企業CEO一樣招商引資，發展經濟。
二是在改革期間推進非對稱的市場化進程，在基本實現產品市場化的同時，保留了大量要素市場的政策扭曲，人為壓低生產成本，增加生產利潤，提高投資回報，增強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這樣的扭曲必定導致部分經濟活動異常活躍，但資源利用效率低下和收入分配不公也就難以避免。
這樣一來，經濟增長強勁的時候自然好說，一旦增長疲軟，政府就會竭盡所能地刺激經濟增長。單從這一點來判斷，中國政府在全球危機期間的宏觀政策是相當成功的，其非凡的政策執行能力可能還令其他國家的政府羨慕不已。
然而，宏觀經濟政策固然要追求穩定，但以這種方式把經濟波動都熨平了不見得就是一件好事。經濟下行就像感冒，身體不適但可以幫助殺毒。而中國政府就像中國的許多醫生一樣，動不動就用抗生素，雖然避免了短期的痛苦，但身體素質反而下降了。
如果不改變經濟發展方式，結果會怎樣？其實多年前溫家寶總理已經對此給出了答案。他認為，中國當前的經濟增長模式是不協調、不平衡、低效率和不可持續的。舉個例子，2003年，投資占GDP的比例約為38％，2010年更高達48％以上。如此高的投資率，顯然會影響到投資回報率。經濟結構需要適當的比例。這樣的投資回報，自然難以支持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這樣，中國面臨的一個直接挑戰，就是如何避免一些拉美國家曾經經歷的“中等收入陷阱”。經濟起飛成功了，增長卻很快停滯不前。拉美國家的問題是收入分配極其不平等、經濟缺乏創新能力等，這些問題在中國同樣存在。中國另外還要多出一個問題，就是資源浪費現象非常嚴重。政府集中大量資源追求短期經濟增長目標，增長是保住了，但效率非常低，而且在資源和環境等方面還消耗掉了不少未來的增長機會。如此延續下去，中國經濟的希望又在哪兒呢？
過去八年，中國在調整結構方面毫無進展。不過政府開始重視民生，是有目共睹的。無論是農村醫療保險還是城市養老保險，都取得了不小的進展。這些措施十分必要，畢竟經濟發展的目標是提高老百姓的福利水平。收入增長盡管重要，但如果老百姓沒有安全感，同樣不會感到幸福。這也是我一向推崇政府采取措施保障老百姓享有“免于經濟恐懼的自由”的原因。
不過，凡事總有度。社會福利的好處是保障老百姓的安全感，但如果福利過多，經濟就會缺乏活力。后一種情形在北歐國家司空見慣，但它們畢竟已經位列全世界最富裕的國家。中國在過去八年未見調整經濟結構，在社會保障方面卻下了不少功夫。盡管中國的福利體系還有待大舉發展，但是，如果政府一味地為了討好民眾而承諾各種超出國家經濟能力的福利措施，就有違經濟發展的規律，最終可能拖垮經濟。因此，中國要放棄單純地追求GDP增長，也要防范過早地落入“中等收入”和“福利國家”的雙重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