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央行今年第六次調整存款準備金率至21.5%的高位,各銀行資金不斷緊縮,部分銀行開始放棄收益率較低的個人房貸業務。即使仍可辦理,條件也日漸苛刻,單身人士、外地人士遭遇差別待遇,有的銀行甚至規定,具有公務員或事業單位身份的人方可辦理房貸。 “部分銀行個人房貸僅向公職人員開放”這樣的新聞標題足以讓許多人怒火中燒乃至破口大罵。其實冷靜分析,在貨幣政策收緊、貸款資金匱乏的情況下,作為“理性經濟人”的銀行自然會惜貸,選擇收益較高的貸款項目而減少個人房貸業務;選擇信譽較好、還款能力較強的貸款者,以降低銀行自身風險。銀行的條件設置是否合理可以討論,但銀行基于審慎、惜貸原則選擇性發放房貸,并無多少可指責之處。在某種意義上,銀行縮緊房貸業務與中央樓市調控政策是相契合的。 我們更應該通過銀行惜貸,關注其背后貨幣緊縮政策的風險。實行緊縮貨幣政策對于減少流動性、抑制通脹乃至給樓市降溫都是有利的,是當前形勢下的必然選擇,但它同時會帶來諸多弊端,就眼下而言,中小企業貸款難以及民間借貸對金融秩序的沖擊,這兩個弊端應當引起我們足夠重視。 隨著貨幣政策步步緊縮,中小企業向銀行貸款越來越困難。據央視報道,在珠三角地區,很多中小企業被銀行“斷貸”,即使是面向大型國企的貸款,一些銀行也悄悄提高了貸款利率。對于剛剛熬過國際金融危機的中小企業而言,他們急于擴大生產,卻遭遇資金不足、無處借貸的困境,生存艱難。不斷有消息稱長三角、珠三角出現中小企業倒閉潮,盡管有關方面予以否認,但所謂“無風不起浪”,資金匱乏成為眾多中小企業發展的瓶頸,這應該是一個基本事實。 對于怎樣為中小企業解困,人們存在著意見分歧。有人認為,應在適當加息以抑制通脹的同時,適當降低準備金率以改善中小企業的信貸環境;有人則認為,貨幣政策不應該也不會改變,解決中小企業的問題完全可以采取別的辦法,比如對中小企業實行特別稅收減免、將私人融資公司合法化等。雙方說的各有道理,但是,如果既不調整貨幣政策又不采取別的辦法,顯然是不行的。 在銀行被迫惜貸的背景下,民間借貸的利率正在節節攀升。當前的民間借貨并非只是個人與民間機構參與其中,大大小小的銀行也通過理財產品、銀信合作等方式卷入,以較高的利率進行攬存,然后以更高的利率放貸,“不得高于基準利率4倍”的規定形同虛設,一個個高利貸鏈條正在形成并向廣度和深度伸展。 在很大程度上,民間高利貸助長了通脹。一個鮮活的例證是,6月份CPI上漲6.4%,其中豬價飛漲是重要推手。據報道,由于資金周轉困難,絕大多數生豬廠家只能靠高利貸度日,以至于“千頭豬被搶走,只因欠40萬元高利貸”、“高利貸拖垮養豬創業之星”之類的報道屢見不鮮。高利貸抬高了企業成本,這些成本最終體現在物價上。 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投鼠”有必要“忌器”,如何在緊縮與穩健之間尋找一個“適度”平衡點,如何消除貨幣緊縮的政策風險,這是對決策者智慧的一大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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