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方正訴寶潔“飄柔”二字美術作品侵權案為代表，中國一些字體企業在字體軟件銷售之后，又對社會商家展開一場所謂“二次用字”按字收費的運動。此事雖然來勢很猛，也引起了社會上一些不了解著作權法人士的共鳴，但是在中國社會的集體理性面前，是必定不能成功的。因為，對字庫按字收費，存在著歷史和現實兩方面無法克服的否定理由。
一是歷史的：從英國《安娜法》開始，世界版權保護至今有300年歷史；國外沒有任何案例，將字帖、鉛字字體、計算機字體的保護，從其本身延伸到印刷出來的單字；中國法院也不應該犯這種低級錯誤。
二是現實的：如果個人將其書法作品轉化為字體軟件，并要求按字收費，那么該個人從現在起，若有50年的自然壽命，加上版權法規定的身后50年保護。按照30年一代計算，從現在開始該個人及其兒子、孫子、重孫三代，就有100年的版權收費權，產生“一個字，富三代”的后果。
同時，根據知識產權刑法規定，未經許可傳播他人作品數量超過500件的，要追究刑事責任。如果計算機字庫打出的“每一字都是一幅美術作品”，那么社會企業網站、產品包裝、說明書、日常商業文書上的使用，肯定大大超過了500件(1個字算1件作品！)，全國企業的法人代表，有多少將在字體企業的手銬下顫抖。
對字庫按字收費，上述歷史和現實兩種明顯的否定理由，使社會必須得出的法律結論是：無論創作字體是否達到美術作品高度，制作字庫軟件之后，對字庫軟件打出的單字，法律沒有保護，既包括沒有侵權法保護，也包括沒有合同法保護。
沒有侵權法保護的原因，是世界任何國家都沒有規定：字體工具以工業化方式產生的單字，每個字仍然是美術作品；中國如果施行保護，則會產生上述荒謬結果。沒有合同法保護的原因，是因為方正的銷售聲明中排除合同對方主要權利的格式條款，違反合同法的根本原則，因而無效。
同時“合同權利不涉及第三人”，沒有版權的單字，不能靠合同規定就產生版權。字體企業銷售的是字庫，不是單字；社會商家使用的是單字，不是字庫，而且社會商家不是許可合同的當事人，無法知道字庫的使用是否得到許可。
方正訴寶潔“飄柔”二字美術作品侵權案，一審法院判決，主要是從侵權法角度，說明計算機字庫本身可以有版權保護，但是其中的單字不構成美術作品，不能用侵權法保護。對此，二審判決全面予以肯定：原審法院對相應事實及法律的認定確有其合理性，且能支持其判決結論，本院認為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
方正訴寶潔“飄柔”二字美術作品侵權案，二審法院判決，主要是從合同法角度，說明字體企業某些不合理的合同要求，不受合同法保護。
二審判決載明：上訴人方正公司主張，在銷售字庫軟件時，只銷售了軟件產品，并未對作為美術作品的字庫中具體單字作出讓渡和授權。從許可協議中亦可看出，上訴人僅許可使用者對字庫中具體單字進行屏幕顯示和打印輸出，對其他著作權均予保留。
二審判決對此指出：購買者對字庫產品中具體單字的利用，通常不限于電腦屏幕上的顯示、打印輸出，還會包括后續的使用行為，其中包括商業性使用；這些都是購買者的合理預期，可以構成購買者的合法權利。二審判決認為：對漢字字庫產品這類知識產權載體，權利人對購買者的后續使用行為，可以進行明確，合理、有效的限制，如應當將字庫軟件分為個人版和企業版，主張不同的價格。但對“屏幕顯示和打印輸出”之外的印刷、出版行為，要根據使用者的獲利情況，按字收費的主張，不屬于明確，合理、有效的限制，該限制沒有法律效力。
為了理解二審判決的思路，我們不妨重溫合同法有關規定。
《合同法》第三十九條第二款規定：格式條款是當事人為了重復使用而預先擬定，并在訂立合同時未與對方協商的條款。字體企業“美術作品使用許可條款”是標準的格式合同條款，其中“使用者對字庫中具體單字，僅可屏幕顯示和打印輸出，對其他著作權均予保留”的規定，違反了《合同法》第四十條：“提供格式條款一方免除其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的，該條款無效。”
《合同法》第四十一條還規定：“對格式條款的理解發生爭議的，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應當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格式條款和非格式條款不一致的，應當采用非格式條款。”根據這一規定，字庫軟件使用許可合同中，任何違反社會通常理解的條款，均應作出不利于格式合同條款提供方的解釋。
“按字收費”的主張，在遭到一審法院判為沒有侵權法依據之后，又遭到了二審法院沒有合同法依據的否定，不知字體企業作何反應。字體保護案件，在考驗著中國知識產權司法的同時，也會有利于中國版權法律、理論趨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