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該降低奢侈品稅，近期引發爭論。中國如今的奢侈品年消費量已達120億美元，僅次于日本位居全球第二，成為全球第一也指日可待。但降低奢侈品稅是否能改變中國人主要在海外購買奢侈品的消費模式，變海外消費為國內進口奢侈品消費，需要有個清晰的利弊分析，以保證政策變化有利于消費增長，有利于發展戰略推進，符合消費者利益。
奢侈稅的糾結，是因為奢侈稅率變化確實有利有弊。
利好之一是增加進口改善順差。因為關稅高，進口奢侈品價格高于海外價格，遂使奢侈品消費大多數發生在國外。降低關稅，便能降低價格，增加奢侈品進口，若消費者在國內購買進口奢侈品，至少可以減少一部分順差。而且隨著奢侈品消費的增長，對于不斷改善進出口的平衡應有積極正面的作用。
利好之二，增加進口改善存量外匯儲備。本來奢侈品在海外的消費可以消耗高額存量外匯儲備，減低高額儲備帶來的各方壓力。但由于電子支付方式對減少外匯儲備并不明顯，而且在人民幣結算的各種政策安排下，說不定根本沒有動用存量外匯儲備。事實上，就算動用外匯儲備結算，120億美元相對不斷增長的超過3萬億的外匯儲備，也不會降低刻意炒作人民幣匯率的投機行為帶來的升值壓力。而進口增加所消耗的外匯儲備是明碼實價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國內外把人民幣當作純粹外匯產品炒作從而降低外匯風險的口實。
利好之三，增加消費者便利。因為價格差異太大，國人現在的奢侈品購買大多發生在海外。主要有通過海外旅游由導游引導的專門安排的奢侈品導購與代購兩種方式。筆者目睹過，幾輛滿載中國游客的大巴停在巴黎百貨商店門口，會說流利中文的導購將中國游客安排在有會說中文的售貨員的LV包柜臺上，完全沒有語言障礙地購買高檔商品的場景。作為銷售方式，商店直接給10％折扣，加上12％的出口退稅，價格立馬比巴黎LV旗艦店都便宜了許多，比國內便宜更多。所以中國旅游順便購買奢侈品成了固定項目。近年來，利用國內外的價格差異，奢侈品代購變成一種職業。
不管是旅游購物還是代購，都受地域、距離和時間的限制，并不想買就可以買，也未必能享受最時尚的消費。如果降低稅收，同時改善服務，提供給中國奢侈品消費者足夠的方便，消費者一定更愿意在國內消費國際品牌奢侈品。如果奢侈稅下降縮小價格差異，把海外消費轉變成國內消費，結果是增加了國內消費，有利于推動消費增長方式轉型。
利好之四，奢侈品稅率下降最明顯也最現實的是降低關稅，減少稅收。但如果進口奢侈品消費增長帶來營業稅的增長，應能補償關稅下降帶來的稅收下降，稅收總量也不會受到影響。
既然降低消費稅能有利于平衡經濟、便利消費、推動消費增長方式轉型，稅收也不會大幅減少，為什么還有爭議呢？因為事情都是有利有弊，簡單降低奢侈品稅收，若無相關政策配套，未必就能帶來正面結果。
稅收下降進口增加的前提，是進口價格差異僅由高關稅造成。但國內奢侈品品牌價格過高不完全是稅收所致，還有很多其他原因。比如，與獲取專賣代理資格的高額代理費有關，還與奢侈品專賣店所選擇的高檔消費地區的高租金有關，也與國際運輸和保險成本有關。特別是在與專賣代理形成的壟斷市場結構下，代理商能設定獲取所有消費者剩余的高壟斷價格，獲取相當于壟斷行業的超額利潤也是奢侈品價格超高的原因之一。還有，當前國內通脹不斷上升，而人民幣不斷升值可能導致幣值高估，也使奢侈品進口定價偏高。
如果不能解決這些相關價格因素，僅靠降低奢侈品關稅稅率，未必能改變國內奢侈品消費方式。消費者未必不會去國外直接購買轉而購買進口的奢侈品，奢侈品進口也就未必會大幅改善，改善順差增加國內消費的目的也可能不會明顯。
假如降低奢侈稅后，奢侈品進口和消費增加，但并不會創造國內新的就業機會，也不會產生通過消費——投資——再消費的循環效應，成為總需求增長驅動經濟持續增長的一部分。美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有過兩次退稅，都沒能最終推動美國經濟的強勁復蘇，原因可能是退稅確實拉動當期消費，但消費品生產不在美國，消費增長沒有創造就業，沒有產生可支配收入增長和再投資增長，成為經濟增長的循環驅動力。
更大弊端是，降低奢侈品稅收，開放國內奢侈品的海外品牌市場，對培育中國本土品牌無疑雪上加霜。在海外奢侈品品牌已主導全球市場以后，新品牌進入非常困難。如果國內降低關稅放行國際奢侈品品牌大規模進入國內市場，國內品牌還會有多少競爭力？關稅降低無疑加大了與國際品牌競爭的高端消費品的困難。不過，話又說回來，國際品牌的產生離不開天時和地利的背景和環境因素，不降關稅又能為國內品牌爭取多少機會呢？
筆者希望，掌握充分信息的相關方面能站在進口戰略的角度加強對奢侈品關稅下降的利弊分析，并作量化計算，以此制定既有利于中國經濟近期增長，也符合經濟持續發展的包括稅收以及配套的最優政策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