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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時間，很多媒體都在討論“權力期權化”問題，“期權”的利益誘惑，使得權力尋租找到了權力體系之外的另一個時空，在這里，權力利益變現可以實現最大化，風險卻變得相對最小化了。
腐敗源于貪欲，“期權”利益的實現，是依靠退休公務員原有的權力資源，靠著一種權力裙帶關系，在商業、行政領域撒網，把權力“余熱”盡量散發。出現這樣的情況，首先是權力監管的制度有漏洞，其次是官德不正，選拔任用失誤。
此時，媒體及公眾之所以要關注退休官員權力在時間和空間上的繼續延伸，直接原因恐怕還是現實權力執行失范，導致眾多社會不公，利益分配嚴重失衡。
我們已經看慣了諸多在職領導干部的以權謀私行為，可謂深惡痛絕，對于掌權者退休后的權力使用與發揮，的確少有耳聞。早些時候，媒體報道說紫金礦業有不少離職官員任職，待遇不菲。
最近，國土資源部前副部長李元被“雙開”，在６月２４日舉行的政協十一屆全國委員會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上，李元被免去政協十一屆全國委員會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職務、撤銷其全國政協委員資格。媒體報道稱，早在２００８年，李元就已經退休，之所以會遭到如此嚴厲處分，主要是李元退休后，身兼數職，社會活動頻繁，最終因違紀而晚節不保。
和李元有同樣“權力期權”的，肯定不在少數，但和李元一樣高調并最終落馬的，估計不會是多數。有李元的“前車之鑒”，后來者勢必萬事小心，權力尋租與兌現的隱蔽性更甚之。治標之難，可以想象。
治本之策當然在于制度建設。任何的權力尋租行為都會有一個利益鏈條。“權力期權”的利益鏈條或許很簡單，就是以曾經的各種“權力關系”為紐帶，為相關團體輸送既得利益提供方便，然后各取所需。從可行性上講，無法在所有的關系鏈之間構建防火墻。那么，有效的監管，還是來自關系網的外部。
有媒體認為，《公務員法》對公務員退休后“鼓勵發揮個人專長，參與社會發展”的規定，“比較模糊，比如對領導干部退休后所從事的工作能否認定‘權力期權化’，都很難把握。”的確，從技術層面講，要去定義離退休干部的行為是否屬于“以權謀私”，若非明顯的腐敗動機和行為，任何人都很難去界定。
這種情況下，必須依靠完善的監督機制，靠制度和法律，才能產生足夠沉重的違紀成本。在權力參與市場資源分配的過程中，所產生的負面效應攪亂了正常的競爭秩序，如果監督機制不完善，懲罰依據缺失，也就難以對權力的運行軌跡進行糾偏。
公開、透明，是有效監管制度永恒的核心。對于正常退休的官員，只要他們選擇進行營利性活動，公眾就有權利對其提出質疑。
中紀委方面說已經注意到了個別領導干部的“權力期權化”問題，將進一步完善相關制度，加強對領導干部的日常管理和監督，嚴肅查處違紀問題，防止“權力期權化”問題的發生。
官方對新的腐敗傾向“權力期權化”的重視和正面回應值得贊賞，但關鍵是要把制度實施到位，千萬不能僅僅為了回應而回應。
其實，《公務員法》早有規定：公務員辭去公職或者退休的，原系領導成員的公務員在離職三年內，其他公務員在離職兩年內，不得到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任職，不得從事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營利性活動。
問題的關鍵就在此，我們本來具備相關的監督與處罰制度，但執行效果并不盡如人意。如果是因為利益相關，才使得制度執行遇到阻力，那么，中國反腐需要的不僅是向公眾表達的決心和魄力，還有拿出實際行動的制度執行誠意。
權力聯盟是可怕的，我們還是需要反復自省：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故此，任何時候，權力都需要受到約束。在“權力期權”現象中，所謂的官商勾結更是成為難以消除的痼疾，原有的一些監管制度可能無法對退休或離職官員產生作用，他們的權力關系網可能更加隱蔽，因此，之前的廉政教育和個人財產申報等制度，必須延伸到官員退休后經營性活動。
令出必行，不要給“權力期權”的所有者“行權”的機會和空間。如此，才能經得住執政考驗，才有可能如胡錦濤同志所說，降低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所帶來的社會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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