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美國量化寬松政策如何隱蔽化，最后的風險都會逐步顯性化，事實上，美國早已是變相違約了。
近日，國際知名的三大評級機構標準普爾、穆迪和惠譽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連同一些民間組織均發出警告，敦促美國盡快提高債務上限，以避免引爆美債違約這枚重型炸彈。
如今，美國第二輪量化寬松如期結束，許多人擔心一旦美聯儲停止購買長期國債，債券收益率將上升，會導致資本成本上升，并且加劇美國經濟再度陷入衰退的風險。然而，鑒于債務困境對其所持有的國債產生的影響，“美元本位制”早已經演變為“債務本位制”，這意味著美聯儲不會就此關閘，量化寬松政策將會更加隱蔽化。
美國債務上限大戰決定了美國不能再令債務成數倍增長，財政政策空間幾乎消耗殆盡，美國無論如何不會放棄量化寬松政策的實施，而未來則會采取更加隱蔽的形式。
第一種方式，長期保持低利率。從退出政策的順序看，美聯儲的退出路線圖是先逐步退出量化寬松政策的數量型工具，恢復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使其回到正常水平，再提高聯邦基金利率。而當前美國的資產負債表規模處于歷史最高位，再加上失業率高漲、房地產市場的脆弱性，以及債務核銷的拖累，因此，明年加息的概率也大大降低了。
第二種方式，設定國債收益上限。美聯儲對收益率封頂措施的使用有先例可循。20世紀40年代，美聯儲在將近10年時間里保持著對長期國債收益率2.5%的收益率限制。這種方式與第二輪量化寬松的政策初衷也不謀而合。
第三種方式，美聯儲用其資產負債表下數萬億美元證券投資組合的收益進行再投資，將會繼續在全球資本市場上創造出龐大的流動性。包括美聯儲所持美國國債、MBS(住房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和ABS(資產支持證券)等資產到期的本金和利息，每月大約為350億到450億美元，這雖比不上每月上千億美元的QE2，但規模也相當客觀。
第四種方式，被迫上調通貨膨脹的警戒線。事實上，從二戰后美國債務的削減經驗看，“債務貨幣化”是比較靈驗的方式。1946年，美國的公債達到了GDP的108.6%；到近60年之后的2003年，美國的公債－GDP比率則降至36%。在兩代人的時間內，美國削減了相當于GDP的70%以上的公債。歷史經驗數據顯示，1946－2003年間，實際GDP增長平均每年令公債－GDP比率降低1.3個百分點，而通脹的作用為1.6個百分點，大于前者。換言之，在整個“名義增長效應”中，通脹的貢獻度為56%。在龐大的債務面前，美國必定要靠不斷地放水讓美元貶值，從而啟動新一輪的債務削減計劃，從貶值中獲得最大的債務消減收益。
然而，無論美國量化寬松政策如何隱蔽化，最后的風險都會逐步顯性化，事實上，美國早已是變相違約了，而這很可能在未來將世界經濟推向“滯漲”的邊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