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維護經濟運行秩序和金融運行秩序的穩定，調控貨幣資產總量是至關重要的。從央行資產負債表上看，在“總負債”中，如果“貨幣發行”占比較高，就表明央行調控能力的主動性較高，反之，則表明央行負債資金大量來自于借款，其調控能力比較被動；在“總資產”中，如果央行的大部分資產在國內配置，就表明央行的主要注意力在于展開國內的經濟和金融運行調控；但如果央行的大部分資產配置于海外，則表明了央行對國內的經濟和金融運行調控能力較低。
就理論層面而言，貨幣的內涵是清楚的，可一旦介入實踐層面就模糊了。一個突出的實例是：在各國的貨幣統計中都將各類存款記為貨幣范疇。由此提出了三個問題：
第一，就各類主體將資金存入商業銀行的行為而言，對市場上的物價上行是起到推高作用還是抑制作用、對GDP的創造是起到推進作用還是抑制作用？第二，存款在性質上屬于各類經濟主體的資產范疇，就“存入商業銀行”的行為而言，是他們彼此分散的自主行為，貨幣政策是否有足夠的能力改變這些資金的歸屬關系并影響這些經濟主體將資金存放于商業銀行的行為？如果沒有這種能力，那么，為什么將這些存款列入貨幣范疇和貨幣政策調控范疇？第三，在各類經濟主體將持有的資金大量存放于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條件下，按照M2計算的貨幣數量將明顯增加，但這是否意味著中央銀行的貨幣投放過多和通貨膨脹壓力增大，與此對應，央行是否需要對由存款增加引致的貨幣數量增加實行從緊的貨幣政策，又如何實行？
將“存款”列入“貨幣”范疇也許有兩個解釋：其一，各類經濟主體的“活期存款”有著支付功能，發揮著與貨幣相同的功能，更何況在現代經濟中已不可能存在大額購物繼續選擇現金支付的方式。但這一解釋對定期存款是不合適的，即便對活期存款也只有部分的解釋力，面對中國商業銀行體系中各類存款有著50%左右為定期存款的結構，這一理由顯然是不充分的。其二，以存款方式進入商業銀行體系的資金在商業銀行運作中又使用出去了，同時，M2中大于M0的部分實際上是由商業銀行信貸機制所創造的。但從這一角度研討已不是“存款資金”而是“信貸資金”了。信貸資金的發放屬于資金的再創造過程，既然如此，為什么不直接將信貸資金的投放規模列入“貨幣發行量”并以此作為調控貨幣發行量的政策抓手？從調控“貨幣總量”角度看，以“存款”為抓手的效應可能不如以“信貸規模”為抓手。內在機理是，不論是企業存款、居民存款還是政府存款在增加額和增長率兩方面都受到當年新增信貸規模和貸款增長率的直接制約。就此而言，在實施貨幣政策中，也許以“信貸規模”為抓手要比各項貨幣政策工具更加有效。
保持幣值穩定是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與其對應，保持國內物價穩定和對外匯價穩定也就成了貨幣政策目標的實踐抓手。
在此背景下，防范和治理通脹（或通縮）屢屢成為貨幣政策當局的首要任務。但問題隨之而來：第一，在現實經濟運行中，“貨幣投放量”是否是影響物價變動的唯一因素？從發達國家19世紀以后的歷史看，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物價上行是一個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其中，既包含了土地價格、勞動力價格、農產品價格和資源類產品等在貨幣化過程中引致的物價上行，也包含技術貶值、稅收調整、國際市場價格變化（包含國際游資投機性炒作引致的大宗商品價格變化）和供求關系變動引致的物價變動。這一系列因素引致的物價變動是否都可通過一國貨幣政策的調整予以消解？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貨幣政策就近乎是一個萬能政策了；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可以得出結論，“保持幣值穩定”在相當多場合是不可能實現的。這意味著將“保持幣值穩定”列為貨幣政策終極目標是不切實際的。
第二，實施貨幣政策以維護幣值穩定的目的何在？是為了維護貨幣的購買力和政府信用，還是為了維護經濟金融運行秩序的穩定？如果是前者，實行固定價格制度也許是最有利的選擇，可是這樣一來，價格處于非變動中，市場機制也就失去了發揮作用的基本條件。如果是后者，那么，物價穩定從而幣值穩定就不可能長期存在，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就應進行調整。
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告訴我們——“金融穩定”的重要性絲毫不低于“貨幣政策”。金融穩定的實質含義是金融運行秩序的穩定。在不影響金融運行秩序穩定的條件下，金融市場中交易規模的大小 、交易價格的高低、交易活躍程度的強弱以及金融機構的多少等等不應成為影響貨幣政策選擇和貨幣政策目標的主要因素。同理，如果物價變動尚處于大多數經濟主體可承受的范圍內，經濟運行秩序不會發生實質性不穩定，貨幣政策也就不見得進入非調整不可的境地。實際上，保持貨幣穩定，在大多數場合，是“資金”從保值增值角度提出的要求。由此，“保持幣值穩定”這一貨幣政策最終目標是反映了“資金”要求。
第三，貨幣政策作為需求總量的調控政策，在面對物價上行（或下落）走勢時，實行從緊（或從松）政策措施中是否只有積極效應沒有負面效應？在選擇和實施貨幣政策中是否需要深入分析和權衡各種利弊關系，以明確實施貨幣政策的取向、力度、節奏和時間，避免因“松”和“緊”之間的頻繁變動給相關經濟主體權益帶來較大的負面損失？
諸如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利率等貨幣政策工具在理論上的分析是不徹底的，在實踐中屢屢發生誤解。從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來看，理論分析停留于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將資金從商業銀行收到央行手中，但這些資金到了央行手中，央行如何運用卻不再繼續分析，似乎一旦資金收緊也就“蒸發”了。事實上，通過再貸款、再貼現、購買外匯資產以及從商業銀行手中購買證券等方式，央行通過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所收緊的資金是可能回流到商業銀行體系的。反之，在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條件下，央行也可以通過減少再貸款、再貼現、購買外匯資產和購買證券等方式，使商業銀行系統中的資金保持不變。從利率來看，貨幣本身沒有價值也無追逐收益的內在機制，它對利率高低不可能有反應；對利率高低有反應的應當是資金，利率機制的對應面是資金。長期以來，在運用利率機制中有兩個問題是沒有說清的：
第一，“提高利率收緊銀根、降低利率放松銀根”并未說清“誰提高了誰的利率、收緊誰對誰的銀根；誰降低了誰的利率、放松了誰對誰的銀根”。這一命題的實際含義應當是“央行提高央行利率、收緊了央行對商業銀行的銀根；央行降低央行利率、放松了央行對商業銀行的銀根”。但在中國實踐中屢屢發生的是，央行直接決定商業銀行存貸款基準利率，在此背景下，央行提高商業銀行的存貸款基準利率不見得有收緊商業銀行信貸資金的功能，反之，央行降低商業銀行的存貸款基準利率也不見得有放松銀根的效應。第二，利率是否能夠有效影響資金流量？從此輪國際金融危機的演變歷程看，盡管美聯儲、歐洲央行等已將利率降低到近乎為零的程度，但依然沒能有效緩解市場中的資金嚴重不足態勢，使經濟和金融陷入了“流動性陷阱”之中，以至于次貸危機轉變為金融危機。2010年11月3日，美聯儲推出了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量化寬松”政策的推出，標志著運用利率機制調節資金流量的政策已經失效。由此來看，利率政策并非解決資金流量問題的萬能機制。
經濟運行中的流量資金不足并不一定是資金數量不足。從次貸危機開始，美聯儲就向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投放了巨額資金，試圖緩解資金緊缺的狀況，但這些資金并沒有切實地流向實體經濟部門和資金緊缺的金融機構，而是通過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又存入了美聯儲。在這種背景下，要走出“流動性陷阱”，使資金數量轉變為資金流量，僅靠貨幣政策的放松是不夠的，還必須著力實施刺激經濟的財政政策，以提高金融機構向實體經濟部門供給資金的信心和投資者投資于金融市場的信心。從這個意義上說，貨幣政策的選擇和實施必須關注全社會的資金流向、流速和流量以及相關的影響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