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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著“新股頻仍破發”、“發行中止”等情況的出現，市場上加強保薦責任，提高保薦質量，避免虛假陳述、包裝上市等呼聲再起。近日在保薦監管工作上連下兩城，一是正式推出保薦信用監管系統，全面公開保薦機構和保薦代表人的注冊資料、近年來保薦項目的詳細情況、近期對監管對象的處罰情況；二是在謝風華內幕交易案上獲得重大突破，謝風華投案自首。
相關資料顯示，2004年6月至2010年8月6年間，監管部門共向含機構和個人在內的35個監管對象采取監管措施。其中，共有4名保薦代表人因為造假被撤銷資格，6名保薦代表人被處罰。從某種意義上說，不時冒出的這些不守信保薦業者除了讓《證券法》及《首次公開發行股票并上市管理辦法》的規定形同虛設、公眾投資者利益受損并加劇財富分配不公外，也讓中國保薦業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誠信危機，從強化保薦責任入手推動新股發行下一步改革，可謂抓住了本輪改革的牛鼻子。
實際上，始自2004年的保薦制度實施實踐已被證明，由于保薦代表人責、權、利不對等，治理和規范保薦代表人，僅是嚴格調查行政處罰保薦人或其保薦代表人的違規行為等不誠信行為是不夠的。
鑒于保薦代表人一旦成功操控一單IPO項目后的利益巨大而違法的成本又太�。ǘ鄶堤幜P止于行政處理），對于保薦代表人來說，選擇違法獲利的“一錘子買賣”甚至比其辛苦規范執業一生所獲的收益還大，這也是我國違規保薦屢禁不止、保薦代表人為獲利不惜鋌而走險違法保薦的最直接原因。
因此，下一步新股發行改革除了從體制上特別是分配制度上入手改變保薦業的“高收益、低風險”特性外，還要從保薦制度設計上入手做到“防懲結合、執法有力”，具體可從以下三個方面作為突破口。
首先，鑒于既有制度下保薦上市具有不可逆轉性，企業一旦被違規保薦上市，其造成的損失往往很難彌補，故應將違規保薦納入司法懲治范疇，提高司法的震懾力，在既有法律規定的基礎上明確增列違法保薦罪，按照情節輕重規定不少于1年的刑期，并輔以違規收入罰沒和民事賠償在內的經濟處罰；對于因違規保薦所取得全部收入，包括間接持股的收入、內幕交易收入一律沒收，同時，修改相關證券民事賠償法律，賦予公眾投資者對保薦代表人而不僅僅是保薦機構的民事賠償追索權。
其次，鑒于謝風華案的教訓，為防止保薦代表人在“惡意沖關”非法獲利后潛之境外，應參照我國對一定職級公務員的出境限制制定相應的出境限制辦法，并建立起邊境部門與行業主管部門的聯動措施，對于類似于“裸官”的父母子女配偶都在境外的保薦代表人要建立起一定的預防措施，譬如出境“多方會簽”制度等。
最后，監管部門和行業自治協會在保薦業“高收益、低風險”的特性沒有根本改觀之前，要保持對保薦代表人的持續“高壓”監管態勢，加強保薦代表人的資格準入、執業操守教育和保薦業務培訓，并盡快出臺《保薦業務內控指引》、開通舉報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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