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未來五十年的財政收支的路線圖前景暗淡。因為二戰后嬰兒潮一代人的退休將于2011年正式啟動，政府的醫保和退休金計劃開支預計進入大幅上升期，由此產生的未撥備的隱性負債高達114萬億美元。這些潛在的債務在未來五十年會逐步演變成現實的債務。
應該講，自牙買加體系確立至2007年，美國雖然絕大部分時間都搞財政赤字，但是其財政收入和支出卻從來沒有真正拉開距離，年度赤字規模最大也就在6000億美元左右。但2010年后，美國政府的財政收入與支出呈現顯著的發散狀態而無法收斂。對世界來講，這是恐怖的。
在目前美國政府財政支出中福利性開支占比高達58％。這種義務性支出（包括社會保障、醫療保健和養老）是美國歷屆政府競選中承諾累積的，所以異常地剛性，很難壓縮，這個比例在十年之后預計將達到80%。到2025年，美國的稅收將只夠支付利息（預計將從目前的每年2000億美元飆升至逾1萬億美元）和福利計劃，將沒有余力去做其他任何事情。
2007年之前的財政赤字，主要是外國人為美國政府融資，中國、日本和資源國家的年度經常賬盈余大概能覆蓋美國政府需要融資總量的70%。2007年中國的經常賬順差達到創紀錄的4000億美元，而2010年中國的順差大幅萎縮至1800億美元，2011年估計繼續萎縮至1200億美元左右，危機后日本和石油國家的情況也類似。
而美國政府每年需要借的錢的規模是過去的2-3倍。2010年的財赤是1.35萬億美元，而2011年預算財赤為1.65萬億美元。這便形成了一個巨大的融資缺口。當蓋特納要借錢時，不太獨立的美聯儲或將只能被迫購買公共債務。“量寬”的全部邏輯在于此。
債務貨幣化的過程就是“印鈔”，因為錢從美聯儲出來后給政府，政府將這個錢減稅到每個家庭，這個過程是要增加整個經濟中的流通性的。由此，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已經從危機前的8300億美元擴張至當前的2.5萬億美元。其中1.1萬億的頭寸是美國的國債，美聯儲目前是美國國債最大的多頭頭寸的持有者。剩下的增量頭寸則是各種機構債務，即美國的金融部門將各種毒資產質押給美聯儲，換取資金后又配到美國政府債券上，這個過程等同于美國政府用公債去置換金融部門的不值一文的有毒資產，危機后，美國商業銀行所持有的國債頭寸驟然增加了5000億美元。
當增長預期、通脹預期上升時，美國國債市場便可能孕育麻煩，甚至動蕩。由于目前幾乎所有銀行、保險公司均在投資組合中大量持有國債，國債一旦出事，便可能產生數倍于雷曼倒閉時的震撼。所以今年以來，一種預期開始在美國的金融市場中擴散，“從1981年到現在，美債30年的牛市是否已經結束？”這種牛市的信念在美聯儲2004年中期啟動的長達17次的加息周期中都未曾撼動過。而今天卻變得有些脆弱，今年3月，格羅斯和PIMCO已經沽空全部美債頭寸。
美國實施QE2后，美國長端國債收益率不降反升，10年期從2.4％上升至當前3.4％，30年期從3.9%上漲到4.5%左右。這是個令伯南克和蓋特納都緊張的信號。這說明量寬后，美聯儲的信譽已經受到越來越大懷疑。為了壓制長端利率，需要不斷拓展量寬規模；而這又可能會加深市場疑慮，促使投資者加快逃離美元，最后利率再度升高，需要更大規模“量寬”來壓制。中國有個成語叫“飲鴆止渴”。美國在找到靠經濟增長的正向效果來沖銷債務的方式前，說老實話，恐怕也沒有什么可以選擇的，從這個意義上講，“量寬”沒有盡頭。
美國安全拆解債務泡沫炸彈的正解在于：改革其昂貴而又效率低下的醫療保健體系，這幾乎是美國政府重建財政平衡的唯一希望。當前美國國民醫療總開支占到其國民收入的17%（而在醫療總開支中，公共部門的投入，即由美國聯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投入的經費，占到46%。假如把美國各級政府為醫療保障提供的稅收減免也考慮進去，則公共投入所占的比重會超過60%。），這幾乎是其他發達國家的兩倍。人口老齡化的加劇，意味著社保、醫保的上漲成本將由越來越少的勞動人口所承擔，美國醫療保障和社會保障體系的財務狀況會急劇惡化。
美國必須大幅削減其高額的社會福利成本，實體競爭力才能重新回升，因為美國從來不缺“重構、創新和再投資”的制度活力，只要經濟成本下降后，便可能加快全力向新能源與新知識服務型轉型。經濟中若出現長期回報率回升的預期，會吸引更多資本持續回流美國，這樣美元和美元資產能托住而反彈，家庭負債率會停止惡化開始改善，消費開始可持續增長（這不同于減稅政策刺激的短期效應），政府稅基穩定將穩步縮減赤字。
但美國需要實施長效政策的耐心，因為新的經濟因素和模式的創生，前期需要財政的推動，投資于教育、研發和創新；需要減稅，去激發企業家精神和創業活動集群式迸發。這都意味著至少要容忍相當一段時間的政府債務和財政赤字的繼續增加。這需要民眾政治容忍度。
但隨著經濟向實心化逐步回歸，就業能穩步持續恢復。這樣可支配收入的增長，會引致消費的增長－企業利潤增長－資本性支出（投資）增長－政府稅收增長－直至財政赤字的改善。唯有此，我們方能斷定全球經濟新增長的長周期得已開啟（上一個長周期發端于上世紀80年代初的IT革命，推動經濟持續增長至2001年新經濟泡沫破裂，而后新經濟的溢出效應還推動了經濟持續繁榮了5年）。
以上這個過程在2013年前看到的可能性是零。期待一個要選舉的總統做更多是不現實的。為此，奧巴馬提出了個寬松的減赤目標——“在未來12年把赤字削減4萬億”，現在看起來更多也只是個競選的口號。美國人認為債務、赤字和通脹是威脅，但不是最優先考慮的問題。他們是不會節衣縮食來“再平衡”的。
美國解決債務問題某種程度是存在偏解的“剪羊毛”。這個在美國精英們心里都清楚，但又是不能捅破的窗戶紙。
持續“量寬”而致新興國家危機：在嚴重的通脹中發生經濟的“硬著陸”——投資效率和回報率大幅下降——資金開始大量撤離——貨幣貶值，與之對應的是美國的融資環境大幅改善，全球性惡性通脹壓力隨著資產泡沫的破裂而消退。
這符合美國人的性格特質：與其解決自己的問題，不如將自己的問題變成大家的問題，最后再由我來解決所有人的問題。因為有美元的所謂結構性壟斷的權力。在牙買加體系的過去四十年中，美國人非常善于運用通脹的時間差異和速度差異，在大規模資本運動中實現財富的轉移。前蘇聯解體與1990年日本經濟陷入大衰退，還有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都是一樣的效果。
從這個角度上講，中國在未來的數年中，需要加一百二十個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