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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西班牙《世界報》發表一篇文章說，中國人的傳統習俗是結婚要以擁有住房為前提，然而房子太貴的現實迫使很多人大幅度削減開支、控制消費以增加存款。這種節制消費的行為導致全球經濟總需求不振，抑制了全球經濟。
　　這一推理，從表面上看似乎很有道理。畢竟我們處于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一國居民的消費和儲蓄行為不僅對本國經濟造成直接而深刻的影響，而且會傳導到外部，導致全球范圍內的一系列連鎖反應。初一看，任何人都難以拒絕這篇文章的結論，但在仔細分析相關數據之后，卻發現這篇文章更像一篇大而無當的“小說家言”。
　　中國人的儲蓄率之高是毋庸諱言的。2003年到2009年，中國的整體儲蓄率最低也有38.6%，最高則達到了52%，初一看確實十分嚇人，與美國社會為負數的凈儲蓄率相比，更是讓人覺得有些恐怖。
　　但是，簡單地將儲蓄率數據進行對比很容易忽視一個更重要的事實，那就是中國的投資率也高得嚇人。2003年到2009年，投資率最低的年份也有36.5%，最高的年份高達47.7%。從全球范圍來看，儲蓄永遠與投資相等，儲蓄大于投資的經濟體產生順差，相應進行儲蓄輸出，儲蓄小于投資的經濟體則產生逆差，對應著資本凈流入。中國人的儲蓄率雖然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但與此同時，國內的投資率也相當高，絕大部分儲蓄消耗于國內的投資之中。儲蓄減去投資后的余額，即凈儲蓄率2003年到2009年之間最高值為GDP的8.8%，最低值僅為2.2%。這似乎是一個比較高的比例，但考慮到中國GDP占全球GDP比重只不過8%左右，其產生的后果并沒有想象中的那么嚴重。從絕對數上看，中國每年的凈儲蓄只不過2000億-3000億美元。2009年美國一國的GDP總量就達到14.3萬億美元，其中消費總量高達10.7萬億美元，2000億-3000億美元的凈儲蓄與十萬億級的消費總量相比，實在是一個很小的數字。
　　順便提一句，割裂地看待儲蓄和投資，是經濟分析中經常容易犯的錯誤之一。有時人們只看到儲蓄過高的一面，有時又只看到投資過高的一面。比如2004年的時候，就有很多人以中國投資率太高而斷言經濟危機即將發生，其理由就是當時中國的投資率已經大大超過了1997年金融危機之前東南亞各國的水平。然而持此觀點的人，忽視了中國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存在一項根本不同：中國是一個高儲蓄國家，而東南亞諸國（還有危機屢發的拉美諸國）國內儲蓄明顯不足，高投資主要靠外資流入，而外資流入的方式又往往采取證券、借貸等短期資本的形式，故而形勢一逆轉，匯率急轉之下，原來支持高投資的外部資金一撤離，投資便支撐不住了。相反，中國是發展中經濟體中不多的資本過剩國，國內高投資以高儲蓄來支撐有余，何以能僅憑投資率超過東南亞這一點就斷言中國即將發生危機呢？
　　言歸正傳。筆者認為，當前全球經濟的不平衡，癥結并不在于中國某一年度凈儲蓄率過高，而在于這種儲蓄的持續時間過長，也在于中國的儲蓄吸納過于集中于美國。從動態角度看，正是由于中國的凈儲蓄和美國負凈儲蓄同時持續地積累，才使用全球失衡成為一個各方高度關切的問題。所以說，制定一個貿易順差（比如4%）的目標，對于中國來說是可取的。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年度的凈儲蓄或負儲蓄都不可怕，只有長時間單向地維持凈儲蓄或負凈儲蓄才值得重視。
　　即便我們認為中國的凈儲蓄是一個問題，《世界報》的文章在尋找中國高儲蓄的原因時仍然犯了一個根本性的錯誤。事實上，中國持續產生凈儲蓄與青年人為買房而省吃儉用之間并不具有必然的因果關系。
　　就實質原因而言，導致今天中國人的高儲蓄率的原因可能主要是人口結構和社會保障不足。中國人口結構相對許多發達經濟體更為年輕，中國正在享受著人口紅利，正是這種人口紅利導致了中國的高儲蓄率（人口紅利經濟被媒體單純地解讀為勞動力充分供給和低工資這兩項，卻忽視了人口紅利概念中另一個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含義，即人口結構優勢導致的低撫養比率和高儲蓄率）。
　　根據生命周期假設，一個人一生中不同階段會出現正儲蓄（工作階段）或負儲蓄（幼年、求學和退休之后），但在整個生命期限內，收入和消費必相等，總儲蓄為零。這樣，一個低撫養比率的國家，其儲蓄率必定要高于高撫養比率的國家。因為計劃生育導致撫養晚輩人口少而獨生子女又尚未普遍進入撫養長輩的階段，中國目前處于低撫養比率階段，這是中國人儲蓄率高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社會保障不足、安全感缺乏是高儲蓄的另一個重要原因，遺產動機又放大了這一因素的影響。生命周期假設有一個前提是沒有遺產動機，這一假設很可能不符合中國的現實。在中國，父母往往有給子女留下遺產的強烈動機。在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情況下，一個人很難精確地做到終生的收入與消費完全一致，產生遺產的可能性更大。這樣，儲蓄率就更高了。
　　不論從哪個角度看，為了買房而進行的節儉都不構成高儲蓄的原因。一個人為了買房會進行若干年的高比例儲蓄，但這種潛在需求當期就造成了住房投資的興旺，所以，其儲蓄可視為當期轉化為投資，這里面不會產生什么凈儲蓄，自然也就不會抑制全球經濟了。一旦買房之后，他的消費更是急劇上升，因為房價越高，虛擬租金相應也會更高，消費占比也就越高。中國住房消費數據準確度太低（未包括虛擬租金）很可能導致了中國宏觀統計中的消費比重大幅度地低估了。另外，由于數據的不完整，有多少人正在為買房儲蓄，又有多少人正在進行住房消費也不得而知，不過單憑觀察，后者占到大多數。
　　如果說中國人的儲蓄抑制了全球消費和全球經濟存在一定的夸張成分，那么，將高儲蓄歸因于“要結婚先買房”的中國式習俗就完全沒有依據，它更像是天馬行空的娛樂新聞。這種新聞的產生，背后可能更多地反映出中國在經濟體量日益擴張、房價泡沫離奇膨脹之后，外部世界對之產生的好奇、期待和焦慮的復雜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