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銀行溫州支行的監測數據顯示，當地典當行的月利從去年的2.2分漲到目前的3分，甚至有的短期月息已達到4分、6分。截至3月末，監測的企業財務費用增幅高達20%左右，支出增加相當于同期利潤總額的6%左右。
溫州向來有民間資本“風向標”之稱，數據清楚顯示當前面臨“錢荒”困境。與溫州數據相對應，監管部門4月份的一項調查顯示，目前珠三角企業平均銀行貸款成本在年息8%至9%，但民間拆借成本已經到了年息30%，遠遠高出很多借款人的還款能力。一個直觀的理解就是，當前政策緊縮過度了，再不放松就要迎來中小企業大面積倒閉潮，經濟前景堪憂，因此，必須要放松銀根。然而，筆者以為，這個直觀的看法有兩點值得商榷，一是貨幣政策是否緊縮過度，二是再度放松是否就能緩解“錢荒”難題。
先來看貨幣政策是否緊縮過度的問題。首先從貨幣供應量的角度來看，M1、M2同比增速下滑明顯，很容易得出緊縮過度的結論，但從歷史上看，除了1992至1994年和2009至2010年兩個貨幣供應增速的“尖峰時刻”之外，當前的同比增速并未顯示出緊縮過度的跡象。其次從對沖外匯占款的角度看，2010年2月12日，央行正式開始了危機后上調存款準備率的進程，至今已經上調10次，累計提高了5個百分點，大型金融機構也執行史無前例的20.5%的存款準備金率水平。經過10次提高存準率，凍結資金總計約3萬億元。同期，貨幣當局的外匯資產從17.94萬億元增長到22.05萬億元，快速增長了4.1萬億元。如果把基礎貨幣視為一個池子，外匯占款是主要注水口，存準率是主要的出水口，可以看出，出水口的流量還要小于注水口。再次從貨幣市場利率來看，以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作為市場資金價格的代表，1周利率水平在4月初仍處于歷史平均水平較低的位置，似乎并沒有“錢荒”的任何征兆。
再度放松貨幣政策能不能解決“錢荒”難題？歷史地看這一問題，我們可以發現答案是否定的。自從2006年之后，貨幣政策經歷了一個大的輪回，實體經濟也出現了明顯的周期性變化。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2009年新增信貸9.5萬億，2010年新增信貸7.9萬億，資金異常充裕，但個體經濟部門投資的增速在2009年6月份之后卻出現了斷崖式的下跌，2010年7月至今連續負增長。這足以說明，個體部門“錢荒”的主導原因并不是宏觀層面流動性是否緊缺的總量問題，而是流動性在不同所有制部門之間的分配問題——中國存在體制內金融與體制外金融兩個分裂的市場。體制內的金融抑制惡化了分裂狀況，體制外金融則面臨極度資金匱乏的長期問題，顯示出來就是極低的基準利率和民間的高利率并行。
利率低于市場利率，意味著信貸資金的需求會大于信貸資金供給，這時候獲取貸款就像是得到一筆補貼，獲得貸款就不完全是市場行為了，首先獲得貸款的當然是大中型企業及與政府關聯緊密的融資平臺。如果貸款投向最終無法產生還貸能力，形成不良資產，而不良資產又會在事后直接加以剝離，借貸雙方當事人均無需為當時錯誤的借貸行為承擔責任，那么信貸資源配置的扭曲就是不可阻止的。
有調查數據顯示，目前，國有企業整體融資成本（貸款利率）比民營企業要低225個基點，在財務成本上具有明顯的優勢，且這一優勢并不是因為國有企業資金利用效率或者盈利水平明顯高于民企所致，主要取決于國有企業背后政府信用的支撐。民間渠道的高利率使得實業對于小企業家而言已經喪失了吸引力，資金從實業抽身而出進入虛擬經濟，炒房、炒私募，不一而足。如果利率可以充分反映資金成本，同時，消除不良貸款將由中央政府最終承擔的不良預期，那么在項目上馬之前就會得到細致甄別，就能更有利于資金流向最具有生產力的部門和行業。
用比較的眼光，從全球主要新興經濟體的發展歷程來看，作為受抑制的金融系統的伴生產品，“錢荒”無一例外地成為經濟轉型的絆腳石。對于在位利益集團而言，扼殺潛在競爭的最有效辦法是計劃經濟、行政指令和配額供給。而充分的競爭無論何時何地都是經濟保持活力的關鍵，從這個角度看，在新興經濟體的競爭力呈現潮漲潮落的同時，美國經濟之所以始終維持旺盛的創新能力和競爭力，與其較高的金融發展程度密不可分。美國成立小企業管理局，并于1977年開始進行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實驗的SBIR，對小企業投資創新研究計劃進行各項資助；1982年又通過了《小企業創新發展法》，明確規定每年研究與發展經費超過1億美元的企業聯邦機構必須撥出其R&D經費的1.25%，用于支持小企業技術創新和開發活動，對廣大企業進行金融支持。
“錢荒”是長期制度性障礙形成的問題，在沒有提高金融發展水平的情形下，再度放松貨幣政策只能使“錢荒”困境不斷螺旋式上升。要提升金融發展水平，一是放松管制，鼓勵銀行業務創新，提升風險管理水平，擺脫對于典當鋪式信貸行為的依賴。二是規范而不是取締民間金融，有效拓寬社會融資渠道。三是降低金融行業的進入門檻，發展互助金融、行業金融等新型金融服務機構，促進金融機構的良性競爭。四是積極運用財稅手段，切實減輕中小企業部門的稅收負擔。五是加強對行政權力的限制，提升投資者保護力度。多管齊下，形成一個開放的、競爭性的、市場化的融資體系，降低融資在所有制、規模等諸方面的差別和歧視程度，用金融發展來促進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提升整體經濟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