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楊志明在全國勞動關系工作會議上表示，“十二五”期間我國要力爭實現職工工資每年增長15%，最終達到翻番的目標。看到這則消息，正在通貨膨脹高壓下為生計而奔波的勞苦大眾，確實倍感興奮，充滿對未來生活的憧憬。然而，政府的規劃目標和百姓的憧憬能否變成現實，卻仍然充滿未知數，如果我們不能在機制轉換上痛下功夫，那么百姓的生活壓力或許依舊如故。
筆者認為，工資增長目標能否順利實現，有賴于以下幾方面機制的重塑：
一是經濟增長機制的重塑。工資資長目標的實現，離不開經濟規模的擴張，但更倚重于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大到國家小到作為國民經濟細胞莫不如此。而要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則必須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我國經濟經過30余年的改革開放，其增長率一直保持在9%以上，特別是近兩年，更是保持了兩位數的增長態勢。但伴隨經濟快速增長而帶來的問題也比較嚴重，如資源大量消耗、土地迅速減少、環境急劇惡化、煤、電、油全面緊張。這說明用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協調、低效率的粗放型實現的經濟增長已經走到了盡頭。盡管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提出已有２０多年的時間，但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滯后仍然是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的主要矛盾。特別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在保證經濟發展總量的同時，又加劇了經濟結構不合理的矛盾。這就使得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問題更加突顯出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
而進一步深化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機制，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強大動力。就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供強有力的機制保證而言，重點是要深化行政、金融、財稅和國有大型骨干企業等方面的機制改革。通過深化行政改革，按照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的要求，準確界定和全面履行政府職能，進一步實現政企、政資、政事、政社和政府與中介機構分開，充分發揮企業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的主體作用；通過深化金融、財稅改革，并制定正確的財政貨幣政策，一方面確保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另一方面使市場配置資源的有效作用得到充分發揮，以促進經濟效益的不斷提高；通過深化國有大型骨干企業改革，使其真正成為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市場主體和利益主體，使其能夠自覺地、有利可圖地走新型工業化和循環經濟、清潔生產的道路。
只有形成了強有力的經濟增長機制，才能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在規模適度擴張的基礎上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與效益，從而為工資增長目標的實現奠定扎實的物質基礎。
二是工資協商機制的重塑。工資集體談判或協商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一種先進合理的工資形成機制。它實際上是勞動力供求關系決定工資率的市場機制延伸到企業而演變為工資增長由勞資雙方共同決定的機制。工資集體協商在市場經濟國家已推行了一百多年。在解決勞資雙方的矛盾和沖突中起到了重大作用。10多年來，我國頒布的《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和修訂的《工會法》等相繼出臺后，1998年全總印發了《工會參加工資集體協商的指導意見》，以及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制發了《工資集體協商試行辦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特別是近幾年來，黨的十六大、十七大對發展和諧勞動關系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決議。
但是，目前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在發展中還存在著很多問題，還需認真研究并加以解決。其突出的問題就是工資集體協商普遍存在著文本化導致形式化，甚至一些國有大中型企業連文本化都沒有做到，民營企業為數更多，只注重企業利益最大化，不注重職工收入與企業效益同步增長，挫傷了職工群眾的積極性，嚴重地損害了職工的切身利益。有的企業工資集體協商的質量普遍不高。這些問題的存在企業和上級主管部門也很清楚，喊得多做得少，沒有剛性措施、制度和機制來保障。如果這種現象不能及時達到有效遏止，不僅這一協調勞動關系的規章制度難以真正實現,企業工會的作用難以發揮,自然在工資集體協商中成了一種擺設，更重要的是使職工將失去對工會的信任和對法律的信念。勞動關系矛盾逐漸動蕩不安甚至日益激化、惡化的現象有可能隨時出現。
因此，建立真正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加強企業法人法律意識、社會責任意識和加大工會工作力度，各地政府應盡快建立完善工資集體協商具體規定或實施辦法，真正建立多種層次集體協商的結構，使工資集體協商具體化、可行化，是克服和糾正工資集體協商存在問題的有效選擇。
三是收入分配機制的重塑。改革開放初期，為了實現GDP高速增長，國家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讓一些地區先富起來的戰略目標。如今這個目標已實現，我國GDP總量也已躍居世界第二位，但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隨之而來的城鄉、地區之間發展不均衡，不同人群、不同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日益顯現。有關統計數據表明：從城鄉差距來看，已經由改革開放初期的2.1:1擴大到了3.3:1，遠遠超過世界上2:1左右的一般水平；從行業收入差距來看，中國收入最高與最低的行業相差15倍，國企高管的平均收入和社會平均收入更是相差128倍。此外，收入排在前20%的人平均收入和最低的20%相比，兩項之比在中國是10.7倍，而在美國是8.4倍，在俄羅斯是4.5倍，在印度是4.9倍，在日本僅為3.4倍。現在我國的收入結構是“倒丁字形”，高收入到中等收入者的分布形成一條豎線，而低收入階層是下面的一條長橫線，這種收入分配狀況比金字塔形分布還要糟糕。金字塔形分布中，中等收入者比我們還多一些，從金字塔形轉為橄欖形，完成起來會更容易些，而現在我們從倒丁字形轉為橄欖形，任務更加艱巨。
當前我國收入分配格局存在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收入分配不公平，公共服務支出在政府總支出中占比偏低三大突出問題。這些問題歸結起來，的確有要素稟賦、發展階段、國際分工格局等方面的原因，但體制性機制性弊端是根本原因。分配體系不健全是造成收入分配問題突出的直接原因。在一次分配中，沒有明確合理的國家、企業、居民三者的分配比例關系，沒有建立勞動報酬的正常增長機制，勞動報酬偏低；在二次分配中，沒有以制度形式明確各級財政用于社會保障以及轉移支付的支出比例，難保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三次分配規模小，慈善捐贈有待健全機制，調節功能有限。
我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已到了非調整不可的地步，收入分配制度和機制改革已經刻不容緩。但改革收入分配也不是政府簡單地加大轉移支付，把一部分錢轉移到窮人手里就能解決了的，關鍵是要建立一個大家認同的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和機制。
四是社會法律機制的重塑。均衡行業收入差距，提升基層勞動者的經濟收入，讓基層群眾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已經成為上至國家決策、下至普通群眾的共同意志。
可看看社會現實，提高收入的美好愿望總會成為“水中月”。根據世行數據顯示，我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已由改革開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超過0.4為警戒狀態，若達到0.6則屬于危險狀態。在這種情況下，拉動內需、繼續提升群眾的勞動積極性，總顯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有網友說，“提高收入”的聲音我們已經聽麻木了，今年說明年提高，明年的工資總難提高。周而復始，就這樣陷入了“提高疲軟”和“期待疲勞”中。
我們僅僅提出“提高勞動者收入”的口號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要為這種提高出臺詳細規范以及行之有效的法規規范和機制。正如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所長楊宜勇所言，“收入分配法制化建設是指用法律制度和規則去規范、約束個人收入分配行為，而不直接介入分配過程，從而起到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
如此一來，提高基層勞動者收入不僅僅是一種政府義務，也是一種法律責任。如果地方政府未能落實這種法制精神，也就是說，勞動者的收入不能得到水漲船高的提高，政府行為就是一種違法行為，也就構成了行政瀆職。“民告官”討要工資的現象就可能發生，后果嚴重的話，還可以追究法律責任。這對于基層政府提升勞動者收入的積極性，無疑是一個極大的刺激和改善。
也只有這樣，政府才會真正硬起手腕，整頓、控制壟斷行業的高收入，依法維護基層勞動者的增收權益，加大依法調節收入分配關系的力度，積極改善行業間的貧富差距，加大收入分配執法力度，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才有望得到積極落實。
百姓期待收入提高的愿景是美好的，政府和官員們的規劃和設想也是振奮人心的，但是如果離開了基本的機制保障，一切都有可能成為“水中月”——可望而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