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初，日本政府頒布一系列重要法律法規文件，開始大力推行日元國際化，至今已有30年。其成效如何？對中國有何借鑒意義？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殷劍峰日前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專訪時表示，日元的30年國際化歷程基本是失敗的，中國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中，應充分汲取日元國際化的教訓，避免重蹈覆轍。
殷劍峰表示，一種國際化的貨幣應該具有兩個功能：貿易結算計價和價值儲藏。人民幣需要國際化，這不僅僅是重建國際貨幣體系的需要，也是保持財富增值的必要措施。由于以美元和歐元雙重支撐的國際貨幣體系面臨嚴重問題，因此人民幣國際化并與美元、歐元形成“三足鼎立”的態勢，有利于國際貨幣體系穩定。
他認為，對日元國際化失敗的判斷，基于以下事實：從1990年日本泡沫經濟破裂后，日本外匯儲備在發達國家所擁有外匯儲備總額中的比重持續上升，目前已達70%左右；而IMF統計可識別的外匯儲備中，60%左右是美元資產，30%左右是歐元資產，剩下的10%為英鎊、日元等。這一現狀，與日本在全球經濟中的排名嚴重背離。可見，相對于其他主要貨幣，日元并不是一種重要的儲備貨幣，只是依賴于其他貨幣的一種主權貨幣，因為日本持有整個發達國家70%的外匯儲備，日元的背后實際上由其他外匯來支撐。
日元國際化為什么會失敗？殷劍峰認為，首先是貿易產品結構和貿易區域結構限制了日元在貿易中的使用。對日本1972年至1982年十年間對外貿易的研究表明，日本在進出口中日元使用的情況為，直到1980年日本的出口貿易中才有1/3使用日元，而進口貿易中只有4%使用日元。一方面，當時日本主要貿易伙伴為美國和歐共體這兩個強勢經濟體，當時日本一半出口集中在歐美地區，這部分出口貿易使用日元的可能性很小；另一方面，當時日本進口中超過50%是能源大宗商品，而大宗商品是以美元計價的。
第二個原因是日元離岸市場的畸形發展。當時日元國際化一個重要特點，就是資本項目開放的速度遠遠快于其國內金融體系改革。從1984年下半年開始，隨著日元國際化推進，特別在1985年日元大幅升值的背景下，日元離岸市場迅速發展。但是當時日元離岸市場并不是一個正常的市場，其中主要是兩類交易，一是日本本土金融機構將資金轉移到離岸市場，比如倫敦、紐約、香港等市場，再從離岸市場將資金轉移到日本本土。還有一類交易就是國際投資者的交易，但這些國際投資者并不想持有日元，他們對以日元計價的債券和股票沒有太大興趣，借入日元后立刻換成美元和其他貨幣投資美國和歐洲。因此，在日元離岸市場的主要是日本本土金融機構，而他們把資金在離岸市場轉一圈回到日本本土后，又把資金主要用于炒股票、炒房地產，并沒有真正為實體經濟服務。
在資本項目迅速開放的過程中，日本國內的金融改革非常滯后，如日本對債券市場的管制直到1995年前后才放松，這使得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體系沒有改變，從而未能給國際化的貨幣提供一個價值儲藏的渠道。
殷劍峰認為，對比當時日元的國際化經歷，人民幣國際化既有相同點，也有不同點。相同點有，貿易結構的制約、金融改革滯后等，同樣存在于人民幣國際化之中。如，北美、歐洲和日本占中國內地出口總額的51%左右，進口則占37%；能源大宗商品進口也是美元計價等。不同點則在于，人民幣國際化迄今則主要由跨境貿易帶動，資本項目開放則謹慎得多。
統計顯示，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目前年規模約為5000億元人民幣。殷劍峰指出，其中有兩個問題值得關注，一是在跨境結算中出口貿易人民幣用的較少，進口中人民幣使用相對較多，導致跨境貿易中出現了“貨幣替代”的現象。即，原來進口企業進口商品要找商業銀行，商業銀行找中央銀行買外匯，現在進口企業直接用人民幣支付，原先的外匯需求就沉淀在人民銀行，這實際上成為近些年來中國外匯儲備增加的一個重要因素。二是目前百分之七八十的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是通過香港進行，在香港沉積了大量的人民幣存款。但在香港，以人民幣計價交易的金融產品非常匱乏，如以人民幣計價的債券目前只有人民幣存款不到1/4的規模，這就導致了香港人民幣持有收益較低。
為此，殷劍峰建議，人民幣國際化要借鑒日本的教訓，重視離岸市場的重要作用，但需要防止離岸市場成為資金繞開國內管制和調控、炒作國內資產的通道。香港未來可以成為重要的人民幣離岸國際金融中心之一。人民幣國際化應首先在東南亞展開，讓香港成為東南亞人民幣投資和交易中心，因為中國內地對東南亞呈現貿易赤字，擁有大量進口。同時，在
內地金融改革不能一蹴而就的情況下，香港先進、開放的金融制度可彌補內地金融體系的不足，為建立人民幣價值儲藏職能奠定基礎。不過，在這一過程中，一些基礎性的工作亟待加速推進，如前面提到的香港以人民幣計價的金融產品匱乏問題，應盡快有效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