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前總裁卡恩因涉嫌性丑聞而被迫辭職，國際社會就IMF下任總裁人選問題展開激烈博弈。不少國人也充滿期待地想象，中國人何時能夠成為這一重要國際金融機構的“掌門人”。
筆者認為，IMF總裁職位固然重要，但IMF從來都不是一個人說了算的機構，IMF本質上是一個多邊國際舞臺，中國要擴大影響力，不能放棄爭奪總裁職務，但更重要的是，要盡可能地推動IMF進行體制、機制改革，并影響IMF議事日程。這就需要中國在這個舞臺上充分發揮“合縱連橫”的智慧，與其他全球經濟大國展開互動。
不管誰來領導IMF，都不能回避一個事實，那就是在當前機制下，這個國際金融機構有著天然的缺陷。根據IMF成立宗旨，其職責是監察貨幣匯率和各國貿易情況、提供技術和資金協助，確保全球金融制度運作正常。但不管是上世紀90年代后期的亞洲金融危機，還是本輪國際金融危機，IMF都很難說盡職盡責。在亞洲金融危機當中，IMF苛刻的救助條件，不合時宜的緊縮藥方，反而加重了危機，這也一度造成IMF可信度受損。至于在本輪國際金融危機中，IMF更是處境尷尬。它既沒有在危機爆發前提出任何有意義的預警，在危機爆發后也只是在二十國集團(G20)的框架下，發揮了有限的作用。歐洲主權債務危機雖然讓IMF再次走上前臺，但它無力考慮后危機時代全球金融穩定這一長治久安的戰略問題，反倒更像是歐洲地區的一個危機救火隊員。
很顯然，這不是中國需要的IMF，也不是其他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需要的IMF。
之所以IMF處境尷尬，根本原因還在于它是二戰后舊的世界經濟格局的產物，歐美發達國家牢牢把控著這個組織的議事日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本輪危機反思這一重大問題上，IMF采用了歐美有關全球經濟失衡的說法，指責中國經常項目收支失衡和人民幣匯率政策是導致危機爆發主因，而淡化了美國經濟失衡和發達國家金融業畸形發展這一根本問題。當前，對于美歐“廉價貨幣”政策、國際大宗商品市場波動、跨國資本無序流動等一系列重大全球經濟問題，IMF也沒有予以充分討論、警示或提出有效的決策參考。
對于中國等廣大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來說，應該利用當前有關IMF總裁人選的討論，加快推進IMF體制、機制改革。不僅IMF總裁由歐洲人出任的“歷史傳統”需要打破，IMF的投票權和份額改革步伐更應加快。更重要的是，IMF必須反思其在過去屢次危機中的“平平表現”，直面其議事日程由歐美國家把控帶來的種種缺陷，充分考慮發達國家以外其他國家的立場和呼聲。只有這樣，IMF才能增強其有效性和相關性，也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國際金融穩定。
打造一個新的IMF，中國需要保持有所作為的心態，更要有務實合作的智慧。要同巴西、印度、土耳其、韓國等其他新興市場大國加強協調，也要與歐美國家加強對話。畢竟，一個更加高效的IMF，一個更加穩定的國際金融環境，符合所有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