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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是市場經濟的根本原則，它意味著沒有低效率者的淘汰，就沒有高效率者的生存。這對歐盟來說，應該也是同樣適用。據報道，如果希臘不能在7月中旬之前得到歐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洲央行的援助，整個國家將面臨破產的窘境。
為應對這一形勢，德國安聯集團主席米歇爾·迪克曼近日提出一個建議，對這個風雨飄搖中的國家實施類似于“馬歇爾計劃”式的援助，即：為擺脫債務重組困擾，用投資建廠等方式將勞動力和資源優先向希臘傾斜，通過為希臘培育經濟增長動力的方式從根本上解決債務危機的償債能力。
僅從字面邏輯來看，這一思路似乎并無太大的問題，甚至有媒體將其解讀為超越債務重組，通過培育經濟基礎
“授人以漁”的治本之策。但是，細察之下，人們不難發現這一政策很難施行。當年“馬歇爾計劃”之所以能成功，其主要原因在于西歐當時在勞動力和技術上已經具備了世界領先的工業基礎，華盛頓不過是順勢而為，用美元助推西歐經濟快速起飛罷了。可以說即便沒有馬歇爾的美元資助，西歐諸國遲早也會復興。
但希臘卻有所不同，勞動與社會福利狀況與英、法、德等傳統西歐強國不相上下，但在經濟結構上卻工業技術基礎薄弱，仍依靠傳統旅游業和海洋航運業為主。在這樣的國家投資建廠不僅難以起到推動經濟實現快速增長的目標，相反還可能造成外部投資的損失，因為從競爭力來看，對希臘的投資回報很難與東歐、亞太新興市場國家相提并論。如果實業投資進入該國最終得不到應有回報，投資者最終還是會棄之而去，從而對希臘經濟造成更深遠的打擊。可見要“授人以漁”，要有正確的“漁”才行，否則非但不如直接“授人以魚”，反而可能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
希臘經濟之所以難有起色，根源在于經濟基礎薄弱，而高福利社會又造成居民進取精神遠遜于亞洲新興市場國家，從而導致實體經濟本身的潛在產出水平較低，因此，對這類國家治理最佳的辦法是重塑市場競爭體系，提高社會經濟運作效率。
對于整個歐盟而言，在現在的聯合機制下，歐盟當局很難對單個國家的內政事務進行干預。松散的政治聯合很難強求所有國家像一個國家那樣高效運作，避免短期內規模的快速擴張，防止部分達不到標準的國家混進歐盟，是維持組織合理運轉的必要防范措施之一。這就要求建立有效的淘汰機制，及時剔除不合格的成員國家，以防局部不穩定因素影響到全局。
換個角度，試想如果離開了歐盟和歐元，希臘、葡萄牙這樣的經濟小國，還能掀起所謂的“歐債危機”巨浪嗎？結論顯然是否定的。歐盟前期過于強調成員數量，而忽視質量的控制，導致很多經濟狀況較為落后、卻想搭歐元便車的國家進入，這些通過粉飾財政數據進入的國家遲早會將歐盟拖下水。建立合理的淘汰機制，及時剔除不合格的成員國，在經濟上無疑有助于歐元區和全球經濟的復蘇。在政治上，只要法德意等大國穩定，即便希臘這樣的小國暫時離開，恐怕不會影響到歐盟發展的大局。相反，殺雞儆猴也有助于提高歐盟成員國的自律性，防止類似危機的發生。
更進一步說，最近數十年來之所以金融危機頻發，恐怕與各國政府對類似大型金融機構淘汰機制不足有關。正是由于這種“太大而不能倒”的思路限制，導致自由市場競爭機制難以發揮效率，從而進一步催生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只有重塑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體系，才能推動金融體系新陳代謝，提高經濟體的運行效率和穩定性。
對于中國經濟來說，也同樣如是。國內近年來國企重組走的是權力集中、資產聚集的道路，這樣的結果必然是催生壟斷性經濟組織。表面來看，單個企業的經營業績快速提高，中國企業在世界500強中的比例有所上升。但這樣的壟斷利潤是建立在攫取其他中小企業利潤和廣大消費者剩余的基礎之上的，對于提升整個經濟體的效率毫無益處。
如何在建立現代大型企業的基礎上提升整體效率？關鍵還在于建立競爭和創新機制。只有建立競爭，才能推動產品和服務創新，并搶占國內外市場，提高整體經濟效率和競爭力。即便是在電網、通信等自然壟斷行業，也有必要建立多個相互競爭的平臺，防止“無競爭經營獲利”企業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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