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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突如其來的“淡季電荒”正席卷我國東中西部多個省市。據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預警，全國電力缺口保守估計將達3000萬千瓦，堪稱近年來我國面臨的最大一次電荒。
火力發電在我國電力供應結構中所占比重高達80%以上。因此，電荒問題實質就是煤炭發電問題。這一問題的癥結其實早已浮出水面：在煤炭價格和上網電價二者倒掛局面下，發電企業喪失了生產動力，大批發電設備處于閑置狀態。面對“生產越多、虧得越多”，部分停產是正常企業會做出的理性行為。如果試圖通過市場手段解決問題，那就只能有一個選擇：把發電企業的激勵搞對。
熟悉我國火電行業的人都知道，這個行業包括上游煤炭企業、中游發電企業、下游電網企業，最后是作為消費者的居民和工業用戶。其中，煤炭價格早已一只腳踏入了市場經濟；而電價仍實行嚴格的政府定價，被定格在計劃經濟時代。這種前后脫節的市場化，或許正是造成當前電荒頻發的根源。
過去，我國煤炭購銷體制上一直有“計劃煤”和“市場煤”、重點合同價和非重點合同價之分，價差最大時，重點合同價僅為非重點合同價一半。發電企業無須過多擔心成本，而煤炭企業也可通過“市場煤”補貼“計劃煤”。但近年來，隨著煤炭行業全面市場化，價格“雙軌制”已被取消；發改委等部門也多次表示無意繼續居中協調煤電價格博弈。凡此種種，客觀上將發電企業逼入死角。
對于解決電煤矛盾，過去政策制定者設計的理想化方案，一是煤電聯動，二是煤電聯營。但多次煤電談判結果證明，在煤電定價機制日益脫節的情況下，無論是煤電聯動還是煤電聯營，都只有紙面上的可行性。顯然，從根本上，還是要解決電力行業上中下游市場化程度不銜接的問題。
首先，政府應清楚界定電力的商品屬性。其一，如果政府認為電力并非市場化商品，就應繼續積極介入煤企和電企的價格談判，并在電企出現巨額虧損時，給予相應財政補貼；其二，如果政府認為電力是一種市場化商品，在允許上游煤炭企業漲價同時，就應允許電力行業也相應彈性提價；其三，政府當然也可以認為電力對特定用戶（比如居民）是非市場化商品，而對另一些用戶（如工業企業）是完全市場化商品，放開對后者的電價管制。三種思路比較，思路一不過是在盡力拖延，有養癰成患的可能；而后面兩個思路方為根本解決之道——就方式和效果看，思路三更穩妥，也更體現民生內涵。
其次，電力市場化定價機制是淘汰落后產能、避免電力資源被無度消耗的重要手段。在低電價刺激下，水泥、電解鋁等高耗能工業的過度投資對電荒起了推波助瀾作用。以電解鋁行業為例，我國每生產一噸鋁，耗電約為1.5萬度；而一個中型電解鋁廠，一年耗電量在30億度左右。如果適當提高工業銷售電價，無疑將激勵這些企業加快產業升級步伐或自發采用更多節能技術。目前，我國單位GDP能耗不僅遠超歐美日等，甚至比印度也高出不少；與國際平均能效水平相比，中國單位GDP能耗可下降空間高達50%。
最后，被認為擠占了大部分中游利潤的電網企業同樣需要進行市場化改革。作為壟斷性國企，盡管電網企業一再宣稱自己根本不存在暴利，甚至抱怨經常承受虧損，但公眾根據自己觀察到的一系列事實——包括前陣子曝出的電網下屬企業利用公款大肆興建別墅群的負面新聞，難以相信電網企業“非暴利”和虧損的真實性。人們與其寄望于電網企業內部形成充分有效的自我約束機制，不如將其交給市場，或允許更多民營企業和合資企業進入這一領域，與國有電網企業進行公平競技，看看別的企業在成本控制和盈利能力方面是否能做得更好。
未來，我國可大規模開發的水電和風電資源并不如想象中豐富；而經歷過日本福島核泄漏事件后，世界各國對“大上、快上”核電項目也都持謹慎態度。因此，在可預見的將來，火力發電仍將是我國最主要電力供應來源。如果不想被電荒長期纏身，市場化改革終究繞不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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