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人口紅利面臨拐點，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影響中國未來幾十年的人口因素正發生著深刻的變化，中國傳統的國家盈利模式受到嚴重沖擊，中國的內生增長動力和比較優勢將發生深刻改變，中國要選擇人口紅利轉型作為推進經濟結構調整的突破口，實現戰略性轉變。
一個國家的人口結構會對一國的經濟增長與經濟結構產生深遠而重大的影響。
一直以來人口紅利都被認為是造就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的重要源泉。過去30年改革期間，勞動力優勢帶來的人口紅利是催生中國出口導向模式的主要原因，較低的勞動力價格和特定的經濟制度導致產出分配趨于懸殊，衍生出高儲蓄、低消費的結構特征。然而隨著人口紅利的逐步衰減，中國的潛在增長正在下降。
據世行估計，人口紅利的結構性優勢對中國經濟高增長的貢獻度達到了30%以上。然而，人口紅利從來不是永久性的增長因素。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無法回避老齡化本身這一客觀的歷史必然。隨著人口結構轉變的完成，這種特殊的增長因素最終要消失殆盡，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口不斷提高而帶來的高生產率與高儲蓄率導致較高的資本積累現狀將不復存在。根據瑞銀研究，中國勞動人口增速將在2015年后進入下降通道，直接的人口紅利由此出現下降。
傳統意義上的數量型人口紅利的逐步消失預示著，未來中國勞動力供給增速下降、勞動力成本提升、居民消費率上升、儲蓄率下降、進而導致投資率和資本形成的下降。過去30年的低消費、低勞動力成本支持的高投資的經濟發展方式將發生變化。因此，僅僅依靠增加生產要素投入的方式將不能維系經濟的持續增長。在“劉易斯拐點”后勞動力供給不再無限的情況下,中國必須謀求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人口大國邁向人力資本強國,積極提高人口素質,促進勞動中國與人力資源相關的一切領域，都會發生重大調整，特別是在勞動分工、產業結構、就業結構，以及儲蓄、消費、投資、收入分配、社會保障等領域都需要做出深刻變革。
一般而言，人口紅利向經濟增長紅利轉化通過四種機制：首先，勞動力數量增長讓社會總產出更低廉、更豐富；其次，勞動力的流動和資源配置推動勞動生產率提高；再次，有關改善勞動力的一系列投資，包括讓勞動者再教育、人力資本培訓，從而刺激投資和消費的需求；最后，勞動力和資本組合的優化，讓勞動力升級可持續。
然而，與發達國家不同的是，中國的人口紅利只通過前兩種機制發生作用。長期以來，我國由于較為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供給和廉價的勞動力，企業得以克服資本邊際收益遞減規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內外市場上獲得優勢，實現了較長時間的經濟持續增長。與此同時，也形成了過分依賴增加勞動、資本等生產要素投入的增長方式。可見，人口紅利在中國還只是停留在數量型發展階段。真正的質量型人口紅利的實質是由于人力資本積累，人力資源開發以及勞動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使經濟發展的成果通過促進人力資本形成轉化經濟可持續的增長。
從目前的情況看，中國還可以延緩人口紅利時間窗口，由于生育率、人口年齡結構的不同，我國區域間的人口結構還有比較大的差異，因此這為中國區域間的產業轉移提供了重大機遇。但是人口發展規律告訴我們，人口紅利不可能無限期延續。因此我們必須考慮與人口紅利相伴相隨的“人口詛咒”——當我們過分依賴廉價勞動力優勢時，久而久之便會失去創新的能力，以致在人口紅利枯竭時，處于不可持續發展的境地。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中國第一次人口紅利的消失并不可怕，反而能成為中國經濟發展轉型和社會發展轉型的倒逼機制。為此，在總體布局上，必須樹立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的觀念，把人力資源建設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避免陷入“低收入-低教育投入-低可行能力-低收入”的惡性循環。注重發展有利于增加就業含量和開發利用人力資源的經濟產業和生產服務領域；在要素投入上，注重通過人力資源的充分開發利用來促進經濟增長；在目標導向上，把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過程變成促進就業持續擴大的過程，把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變成對就業拉動能力不斷提高的過程；在具體安排上，加大教育制度、就業制度、戶籍制度和養老保障制度的改革，為人力資本可持續發展掃除制度障礙，具體而言就是：通過教育深化提高勞動生產率，保持和延伸中國產業的競爭優勢，通過養老保障制度安排創造新的儲蓄源泉，以及通過勞動力市場制度安排，擴大人口老齡化時期的勞動力資源和人力資本存量。留給中國經濟轉型的時間窗口已經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