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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軔于美國的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機，讓各個國家的政府或者學術界都反思以前歐美主流的自由市場發展模式并隨之開始相應改革。國家干預主義紛紛在西方國家抬頭，頗有對現行市場主導的經濟秩序來個不破不立之勢。作為新興經濟體代表的中國，在當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有一種觀點認為，為避免重蹈其覆轍，我國應與主流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模式割裂。筆者以為，不同學術觀點之間的分歧本不該帶有意識形態高下之分，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始終秉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原則。小平同志的“貓論”早已揭示出了問題的本質：不管你采用何種辦法，只要能促進生產力發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就是好辦法。所以，學術界觀點之爭不應成為政策執行的障礙，不預設思想禁區，方能幫助我國經濟這艘大船，歷經風雨闖過險灘暗礁。盡管在經濟政策的制定、執行層面無法做到非此即彼的一刀切，但還是有一些共同的原則是需要我們在經濟前行的道路上堅定不移地堅持的，不以外部條件的改變而變化。其中，不斷激發微觀經濟主體的活力，改善其生存環境無疑是最為重要的一條。在國際經濟形勢日趨復雜的今天，我們更應該與其他國家積極溝通和對話。歷史一再證明，通過對各自核心利益的闡述和溝通，反而能更有效地增進合作而非對抗。
總結我國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經濟制度層面的改革創新，為微觀經濟主體釋放自身的主觀能動性創造了必要條件。這種來自社會經濟草根階層的熱情一旦迸發并得到制度的認可，就能發生經濟效率創新的“核聚變”。無數次自下而上的改革與創新，經由民間力量在現有制度和法律規定之外悄悄地“試水”，在獲得中央層面的認可后，成為全國推廣的模式。很多時候，這些勇敢探索的先行者往往低調行事，不可能也沒想過用“敢為天下先”的豪氣去大肆宣揚，但是他們對我國經濟發展的貢獻，則有目共睹。中國今天令世人稱奇的經濟巨變，正是由無數個草根創造的奇跡構成的。過往30多年，中國的民營經濟如同春天的小草，不畏春寒料峭，頑強地生長，終于在全球經濟格局之中，獲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在全球化的進程中，盡管我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不利因素的影響，但是站在人民生活質量改善的角度，必須承認，正是最有創新活力的中國民營經濟部門，使得我國從全球化過程中，分享到了更多的收益，成了事實上的受益方。在我國經濟將要面對的各種挑戰中，若更多發揮民營經濟獨有的優勢，當會為經濟運行注入更多的活力與激情。
而被譽為“共和國長子”的國有企業，則走過了與民營企業迥然不同的發展道路。既曾有過計劃經濟時期的輝煌與榮光，更經歷過改革轉型的陣痛。經過鳳凰涅槃之后，一批優秀的國有企業以其獨有的優勢，脫穎而出，用實實在在的成績，向大家證明了“共和國長子”的擔當。但在當前的轉軌期之中，有一些國企并不是依靠自身的效率取勝，更多憑借在行業中的老大身份，依靠行業壟斷地位牟取暴利，化天下之財為己用，將全民所有制的身份定為自我轉換成“集團內部所有制”，時有依托壟斷地位創租、尋租的行徑，這不僅是對整個社會財富分配層面的結果不公正，更是對整個社會資源源頭配置上的機會不公正，既破壞了公平正義，更損害了經濟效率。在為應對全球性金融危機而采取的一些非常規措施的過程中，這種現象在某些行業和部門得到了強化。比如，以外界變化為借口，進一步擠占民營部門的生存空間，大量的民營資本在危機爆發之后退出了實體經濟，轉向虛擬經濟。由此，我國幾個民營資本聚集的省份已經出現了產業空心化的苗頭。這種傾向，政策制定者不能不高度警覺。
筆者以為，這種傾向是非常危險的。如果壟斷既得利益集團憑借自身的既有實力，動用自身各種資源，“挾資源號令天下”，
將集團部門利益凌駕在社會整體利益之上，去攫取更多本應屬于其他經濟主體的資源，除了將深深損害我國經濟增長的長期基礎，微觀主體的經濟活力和創造力，還將加大國民財富的分配不公正，對我國通過刺激內需，完成經濟轉型的戰略目標形成極大的阻礙。
不必過多地爭論經濟資源的所有者應該是民營，抑或國有，社會公正的實現依賴的是政府的制度設計，政策保障與執行。對于損害經濟效率的壟斷行為，不管其是國有還是私營，都是應該嚴厲打擊的。唯有確保社會資源在源頭配置上的機會公正，我國的資源整合，經濟轉型最終才能踏上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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