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入百萬按月薪3000繳個稅、一本盈利10萬的賬做成個人所得僅幾千元、工薪所得操作成租賃收入或股息紅利收入以低稅率繳稅、炒房族房產交易個稅征收幾為空白……個稅規避幾乎就像是一場“貓鼠游戲”，在富人們和稅務機關之間長年累月地上演。（5月17日《濟南日報》）
管好富豪征納個人所得稅方面的巨大漏洞，這是必要的。然而，與個人偷稅漏稅“相映成趣”的，則是一些國家機關的“偷稅漏稅”行為。2010年審計署抽查發現，56個中央部門已報銷的兩萬九千多張可疑發票中，有5170張為虛假發票，列支金額高達一億四千兩百萬元。
問題正在于此。具有權威性和公信力的政府部門尚且讓“假發票”大行其道，甚至借機“牟利”、行挪用公款肥私之實，何況那些并沒有公權職責和道德操守義務的普通納稅人呢？普通納稅人和政府機關“用稅人”，實際上是“硬幣的兩面”，擁有公權力地位的機關形象、作風和行為，直接影響到的是處于被管理地位的民眾。所謂的“上行下效”就是這道理。
從這個意義上說，如果說真正想遏止住國家稅收的流失、杜絕高收入群體無孔不入的“避稅”和“偷漏稅”行為的話，不妨“正人同時正己”。公權者身正不怕影子斜，自已能做的很好，不僅公信力和威信會增強，執法行為、落實決策上也會更有效力和權威。
從現實來看，就社會危害性而言，我以為公權力的“濫用”或“瀆職”，如前面提到的惡意使用假發票報銷，或為個別部門、官員“肥私”所采取的用假發票虛報冒領現象，比單個富人“偷漏稅”的破壞性更大、更惡劣。一些單位正是利用這些假發票，把本該用在工作上的錢款變成了賬外“小金庫”，用于發放職工福利補貼，甚至是個人貪污或行賄。又比如2008年審計署查實并通報的，“原交通部挪8000萬建樓，水利部假發票套現476萬”等問題，暴露出來的正是個別政府機關自身并不“干凈”，負面影響極為惡劣的事實。因此，在給稅收資源造成偷漏的“兩個方面”上，違法違規的“偷”，應與“漏”一并做為遏止和打擊的重點，甚至是重中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