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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資本市場上參與“內幕交易”的黨政官員有日漸增多的趨勢。原中山市女市長李啟紅是其中影響最大的一個。但隨著媒體對股市內幕交易監督的深入，可能有更多的官員會浮出水面。最新涉嫌內幕交易的一例是某銀行江陰支行前行長王建華，根據報道，其在無錫市總工會干部學校做教師的夫人安月芬，在三年里通過斬獲地處江蘇兩家公司的IPO，獲利達6000萬元。
安月芬斬獲的兩家公司，一為張家港的東華能源，該公司于2008年3月上市，安間接持有398.4萬股，獲利3748萬元；一為江陰的吉鑫科技，該公司剛剛上市，盡管首日即破發，但安憑借3年前投資429萬元獲得的132萬股原始股，獲利2636萬元。吊詭的是，這兩家公司都與其丈夫王建華有關。王一度是前者的董事，其任行長的銀行，也與后者有著數千萬元的貸款項目。但兩家公司IPO時，并未向社會公開兩人的夫妻關系，從法律上講，王已涉嫌構成內幕交易罪。
所謂“內幕交易”，指的是行為人依據自己所掌握的股票、證券交易的內幕信息，泄露給他人或者加以利用，以實施股票、證券交易非法獲利的行為。過去參與內幕交易的，多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東的高管、工作人員，還有證券公司等市場中介機構的人員，但現在，越來越多的官員包括相當級別的黨政干部，以及法人單位等參與其中。除了李啟紅外，目前查處的涉及內幕交易的領導干部有南京市經委原主任劉春寶、廣東韶關市原副市長李健、公安部經偵局原副局長兼證券犯罪偵查局北京直屬總隊隊長相懷珠等。他們或因職務行為獲取內幕信息，或由于有關人員“信息賄賂”而掌握內幕信息。
官員參與內幕交易行為的增多，反映了腐敗的一種新動向，并愈來愈向高級化和隱秘化發展。正如一些學者所說，隨著政府官員市場意識的增強，他們也希望借助手中權力融入資本市場，像生意人一樣“錢生錢、利滾利”，與早期一手辦事一手交錢的賄賂方式相比，當前官員腐敗的手段越來越隱蔽。所謂送金錢不如送信息，相對于金錢的明顯腐敗，信息則看起來“干凈”得多，因為要把信息變成金錢，中間要經過一系列的資本市場運作，有些環節還不一定自己能控制，而且最后得來的錢，并不取自上市公司，而是來自股市，一切似乎都顯得光明正大，沒有半點“臟”味，甚至如果不了解內情，說不定還會被股民看作股神。這就是內幕交易的高明和隱秘之處。比如，李啟紅并未接受中山公用的賄賂，甚至也沒有親自參與交易，僅僅是把信息透露給家族，就能輕松獲利幾千萬。安月芬也一樣，不用真金白銀去炒，只在公司上市前“潛伏”著，就安心等著公司上市摘果實。這比冒著風險接受賄賂安全多了。
但是，看似“干凈”的交易其實并不“干凈”，因為內幕信息具有兩大特征，即重要性和未公開性，一般來說，內幕信息都被列入“機密”的范圍，其重要性體現在一旦公開，就可能影響到證券市場相關股票、債券的價格，因而極可能被理智的投資者改變投資行為。如發行人發生重大債務、發行人資產遭到重大損失等都屬于內幕信息，投資者一旦知悉，必須會慎重考慮，重新估價發行證券的企業、公司的價值，決定資金新的投資方向。就此而言，官員從內幕交易中得來的收入雖然不是直接來自有關上市公司的“供奉”，但這是以其他不知曉內幕信息的投資者特別是中小股民的損失為代價的。所以，官員參與內幕交易會破壞市場的公平投資秩序，損害中小投資者權益，并影響證券市場的公信力，從而不折不扣構成了一種腐敗。
官員及相關法人單位領導涉及內幕交易案件的頻繁發生，既與我國現行法律制度對官員內幕交易的監管存在真空地帶有很大關系，也有著地方熱衷推動企業上市圈錢的引子。就前者來說，在內幕信息監督的設計上，證券法主要側重于對公司高管人員等的監管，未明確提出對相關官員的監管。另外，內幕交易犯罪監管和調查“門檻”高，證監部門鞭長莫及，紀檢部門往往缺乏經驗，也形成了“監管真空”。就后者而言，現在地方領導和企業聯系緊密，一些領導干部認為上市公司的數量象征著地方的“經濟實力”，熱衷推動公司上市，對公司信息十分清楚；一些企業為了成功上市、得到領導支持，往往會主動送信息幫領導賺錢“拉關系”。但不論何種原因，權力一旦進入資本市場，勢必就要尋求高回報。
所以，要消除包括官員在內的內幕交易犯罪行為，除了加強信息披露，強化上市公司的監管以及加大打擊力度外，從思想認識的角度看，必須高度正視權力資本化的副作用。股市具有極強的財富再分配功能，權力參與股市，由于致富手段的不合法，將極大地破壞社會信譽，導致嚴重的社會兩極分化，并阻礙資本市場的制度建設。因而，對權力的資本化，必須做到從制度上嚴防死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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