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國際化加速必須考慮到各類約束和自身的風險控制能力。
中國的經濟結構導致人民幣缺乏足夠直接有效的境外輸出渠道和方式。一國貨幣的輸出主要是通過貿易逆差和對外直接投資來實現，貿易逆差是對外輸出本幣的主要途徑，而這依賴于強大的內部需求。日本過去30多年一直持續進行的日元國際化之所以成效不顯著，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日本是貿易順差國，無法通過貿易赤字的形式對外輸出貨幣，而只能通過金融資本渠道進行貨幣輸出。而相比美國之所以成為全球儲備貨幣，一個非常重要的結構性因素是需要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否則無法向世界其他國家供應儲備貨幣。美國要向世界其他國家供應美元，必然會存在國際收支赤字。這是一個貨幣成為國際貨幣的最重要的輸出渠道。對于中國而言，盡管我們已經提出要向內需驅動型經濟轉變，但多因素決定了我國國際收支順差還將是常態。這就決定了除了在貿易計價貨幣，國際金融交易中計值貨幣以及國際儲備貨幣中的比率不可能很快占據較大份額，在客觀上形成了對貨幣國際化程度的制約。因此，短期內中國應該先與對中國有貿易順差的國家采用人民幣結算，人民幣國際化的路徑應該形成以人民幣為核心的“匯率穩定圈”，再向全球拓展更為適宜。
成為國際貨幣最重要的是將改變目前的貨幣供給形成機制，對央行政策獨立性形成挑戰。隨著人民幣逐步國際化，在資本賬戶更加開放的條件下，貨幣政策對貨幣供應量變化的匯率傳導機制作用增強，我國現行的匯率制度(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要求央行進行一定的干預(只是沖銷程度可能弱于固定匯率制度下的沖銷程度，體現于匯率的回歸幅度，最終體現于收回的貨幣供應量的多少)，它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匯率傳導機制的作用。此外，國內、國際因素共同影響人民幣的需求，使得央行調控貨幣供給的復雜性和難度大為增加。在人民幣國際化初期要保持適度的外匯管制，控制人民幣出境規模，加強對資本流動的監管，實現貨幣政策獨立性和有效性的平衡。
貨幣國際化的關鍵問題不僅在于讓其成為貿易結算貨幣，還要創造條件讓貨幣成為境外機構和居民進行投資交易的貨幣。債券市場是貨幣交易和儲藏的主要載體，其國際化程度如何，對貨幣的國際地位具有重要影響。而只有本國債券市場實現了市場化，才能出現有深度和廣度的外匯交易市場。有了這樣一個外匯交易市場，投資者才能互相匹配其不同的信用風險、匯率風險和利率風險，并最終建立一個有效的國際金融市場。
推進人民幣國際化，要做大資金池，并形成境外人民幣回流機制。一方面，要人民幣“走出去”服務貿易和投資，需要解決境外人民幣資金來源和使用的問題，為境外人民幣提供保值、使用渠道，建立人民幣資金跨境循環路徑。另一方面，要以發展人民幣離岸市場為依托，盡快擴大人民幣債券市場的建設規模，進一步豐富本幣境外投資、融資、儲備各項職能，完善人民幣回流機制建設，滿足境外機構多元化、多層次的人民幣資產配置需求，形成境內、外人民幣良性循環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