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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筆者參加一家創新類券商的策略研討會。茶歇期間，筆者與該券商食品飲料行業分析師陳先生、與會某私募基金管理人張總討論股票投資問題。談到個股選擇標準時，陳先生和張總都對市盈率不屑一顧。張總甚至說出了一句雷人的話：“我從來不參考市盈率來買A股，市盈率這玩意壓根兒就沒用處！”
而在隨后的議程中，該券商的另一位宏觀策略分析師則表示：目前A股的整體動態市盈率不到20倍，處在歷史低位，這說明A股整體估值偏低，具有較大的投資機會。這會兒市盈率又變得“有用”了。
拿市盈率說事的戲份到這里還沒有演完。接下來，該券商的行業分析師們開始向與會者推薦好股票。筆者注意到一個現象：分析師們要么推薦市盈率低（比如10倍左右）的股票，理由是“處在價值洼地”、“具有較高的安全邊際”等；要么是推薦市盈率高的股票（比如80倍左右），理由是“高成長前景”、“行業周期向好”、“重組題材”等。
整場策略研討會聽下來，筆者有一個總體感覺：A股市盈率就像一塊橡皮泥，怎么拿捏就怎么造型，很難說它是一個具備客觀尺度的估值標準。即便是在同一家券商內部，A股市盈率也變成了你用我也用、玩法各不同的理論調料或魔術香水。
推而廣之，從A股市場全體投資者和分析人士的角度看，市盈率同樣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市場參與各方對于市盈率的態度分野以及將市盈率拿捏造型從而“為我所用”方面，大致和上文所述的券商策略會所呈現的多元形態相似，只是在具體的說法和手法上，前者演繹得更加搖曳多姿，花樣更為繁多。
2007年，在A股高歌猛進突破6000點的時候，有人提醒：A股走勢太瘋狂，已經出現了嚴重的估值泡沫。此論一出，馬上有分析人士出來反駁，稱A股整體估值合理。為了佐證A股不存在資產泡沫，一家著名券商還拋出一個新理論：應該用市盈率除以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的結果為參數，衡量A股估值是否合理。由于2007年中國GDP預期增長率接近10%，是歐美發達國家的三倍，且遙遙領先于新興市場國家，于是算下來，當時A股整體70多倍的市盈率并不高，完全處在合理的價值區間。然而，次年A股的崩盤走勢，給了這個新理論當頭一棒。“市盈率與GDP掛鉤說”從此退出江湖。
除了GDP之外，被市盈率掛鉤用以估值的還有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在市盈率與CPI掛鉤這一理論中，市盈率和CPI呈反向相關的關系。不過，這個理論的怪異之處在于，它既可以被通俗地理解為“通脹無牛市”，也可以被通俗地解讀為“越是通貨膨脹，越是要買股票”。目前，以通貨膨脹為由頭，A股多空雙方借助電視、報紙、博客等渠道大打口水戰，公婆各有理，互不相讓。在爭論的過程中，市盈率是一個使用頻率很高的關鍵詞，但是，這個關鍵詞到底指向怎樣的價值觀，似乎誰也說不清楚。
對于A股市場監管層而言，市盈率是一個十分重要的估值標準，比如，“高市盈率”就是監管層判定A股出現泡沫的主要依據之一。目前，有“高市盈率”忝列其中的“三高”（高股價、高市盈率、高超募資金）發行，已成為頗讓監管層頭疼的事情。但是，券商、基金等機構對于“三高”發行的看法卻很曖昧：如果自家是股票承銷商，則言必稱“三高”發行有理，鼓吹要尊重市場定價；如果自家是二級市場的投資者，對“三高”發行予以抨擊就是大概率事件，理由就是“三高”透支了二級市場獲利空間和上市公司未來成長收益。非機構投資者對于“三高”發行也是眾說紛紜。
在筆者看來，“三高”發行之所以成為A股市場的一個糾結點，從理論到實踐都未能尋找到很好的破解之道，在很大程度上與市盈率的估值功能被橡皮泥化有關，如果監管層與市場各方在對于如何定位市盈率的估值功能這一問題上，都不能達成共同的邏輯起點，那么，“三高”發行到底是真命題還是偽命題就不能確定，遑論舉各方之合力加以解決了。
4年前A股大熱的時候，筆者農村老家的一些親友興沖沖地加入炒股大軍，那時他們都不知道市盈率是啥意思，就向筆者打聽，筆者煞有介事地將市盈率的定義告訴給他們，并提醒他們一定要重視這個指標。現在想來，此舉純屬多余，因為A股的市盈率就像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價值不明，既難以有效指導估值，又不能教會投資者規避風險。不過，筆者猜想，那些已經有4年股齡的老家的親友們，哪怕在股市上虧得一塌糊涂，在討論炒股話題時，對市盈率這個概念恐怕早已“運用自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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