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投資環境惡化！”——至少從2009年以來，這已成某些西方企業大聲抱怨的主題。早幾天，原美國商務部長、即將走馬上任駐華大使的駱家輝也加入這個陣營，指責中國投資環境的聲浪一時更趨高漲。
據稱，由于中國在全球金融危機中政治經濟地位相對上升，中國政府在外國政府和企業面前表現出了新的傲慢姿態，跨國公司在華經營環境也艱難了許多；谷歌退出中國內地市場、力拓胡士泰案件……都被引為依據。前不久中國歐盟商會發布首部研究中國公共采購市場的調查報告——《中國的公共采購：歐盟企業在中國參與公共采購合同競標的經驗》，中國美國商會發布2011《商務環境調查》，無不如此。那么，這些指責果真能成立嗎？是否更多暴露了指責者的思想誤區？
我們從來不認為我國營商環境盡善盡美，也高度重視改善投資環境，因為中國吸引投資的著力點必然要日益轉向基礎設施和產業配套、公共服務、人力資源質量等方面，而良好的投資環境是內資企業和外資企業共享的，去年發布的《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做好利用外資工作的若干意見》（《意見》）也體現了這一點。將“歧視外資企業”的帽子扣到20多年來以對外資超國民待遇而聞名的中國頭上，未免不可思議；倘若與外商直接投資統計數據對照，這些抱怨更顯得蒼白。因為即使在2009年危機高潮時，中國引進外資降幅也是全世界最小的。去年全球跨國投資在發展中國家下跌35%，其中巴西、印度分別下跌50%和19%，而中國只下降了2.6%。發達國家中，英國下降93%，美、日分別下降57%和53%，去年以來，中國引進外資規模再度快速增長：2010年全年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同比增長17.44%；今年首季，全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同比增長29.42%。倘若中國果真歧視外企，對華外商投資還怎么增長呢？
說穿了，就短期因素而言，自從《意見》開始醞釀以來，某些投資者就在制造“中國投資環境惡化”的輿論，希望借此制造壓力，希冀中國政府在《意見》中給予更好的待遇。這是一種政治策略。某些外國投資者希望維持超國民待遇。還有，美歐企業與同屬東亞的日韓企業相比，姿態太高，總不肯放低身段了解東道國市場，適應東道國市場要求，總是高高在上地要求別人遷就自己的習慣和規則，這些抱怨在相當程度上就是體現了這一點。正因為如此，他們對中國營商環境、外資政策的抱怨中不乏不符合實際的“硬傷”。
上述提到的中國歐盟商會的那份報告稱，中國目前整體公共采購市場的價值估計超過7萬億元；而我國官方的政府采購市場規模數據是7000億元，相差十倍之懸殊，何者為正？何者為誤？且看我們的財政統計數據：
2009年，我國財政收入68518.30億元，財政支出76299.93億元；2010年全國財政收入83080.32億元，加上預算安排從中央預算穩定調節基金調入100億元，使用的收入總量為83180.32億元；全國財政支出89575.38億元。在財政支出總額中，人員工資、教育、衛生、文化、安全等等領域是不能劃入政府采購范疇的。中國歐盟商會上述說法是把2009年全部財政支出都列入政府采購范疇了，這不太背離常識了么？
又如美國亞洲協會新近發表的一份討論中國海外直接投資的報告稱，中國海外直接投資即將迎來新一輪指數級飆升，2009年底海外直接投資存量總計約2300億美元，到2020年，中國企業將在世界各地積累1萬億至2萬億美元資產。實際上，根據《2009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2009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2457.5億美元，境外企業資產總額超過1萬億美元。美國亞洲協會報告所說的“2020年中國企業將在世界各地積累1萬億至2萬億美元資產”，如果指的是境外中資企業資產總額，那既然2009年末已突破了1萬億美元，2020年就不會只有2萬億美元；如果指的是對外直接投資存量，11年間從2457.5億美元猛增至1萬億至2萬億美元，根本不可能。不知報告撰稿人到底讀過中國政府的《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沒有？
在具體要求方面，美歐企業及其代言人的要求相互沖突之處甚多。中國歐盟商會頗為抱怨：中國的政府采購有一大部分（約為
80%）是在地方進行的，但《政府采購協議》控制清單中不含任何地方政府機構；同樣，國有企業為公共項目進行的采購也在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市場中占有很大比重，但納入的國有企業的清單與初步出價清單相比沒有任何變化。中國美國商會去年的白皮書也提出了類似的抱怨。難道國企應完全納入政府采購范疇？20多年來，我國企業改革的方向一直就是推動政企分開，政府主要作為股東而監督國企，哪有反其道而行之之理？西方、特別是美歐國家不是一直贊揚我們國企改革政企分開的方向和成就么？
所以，在華外企，尤其在華美歐企業，與其抱怨，不如多多反躬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