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瞞報讓礦難消失，把安全生產的嚴峻形勢變成了太平盛世平安無事，讓社會失去自我凈化的能力和機會，這種臨深淵而不自知的邁步難道不比臨深淵更可怕嗎？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僅要對礦難處罰夠狠，對礦難瞞報更要加倍懲處。
你問責，我瞞報。你加大懲處力度，我加緊瞞報力度。這些年，礦難事故的核心，已不在生產安全的教訓汲取與監管重視，卻日益淪為礦難瞞報與反瞞報的較量，可悲可嘆。是什么讓一些人不去抓安全，而去重瞞報？
不說前不久發生的黑龍江雞西礦難瞞報，也不說這些年各地礦難瞞報與礦難頻發比翼齊飛的事件。單說在一個地方，礦難瞞報也是十分頻繁，據報道，僅云南一地，從去年9月至今，短短七八個月時間，就有9起煤礦瞞報事故。盡管這些都已查出來了，但我們仍然要問，還有沒有沒查出來的？其他地方瞞報成功的礦難又有多少？
礦難一發生，瞞報、瞞報、再瞞報，如此不斷重復；給遇難者家屬巨額“封口費”、把本地監管拉下水“貓鼠一窩”，如此千篇一律。這般不厭其煩的背后，是什么讓這些人樂此不疲？說到底又是處罰制度存有短板。2007年國辦專門就查處瞞報事故行為發出通報，《刑法修正案（六）》等亦有針對不報和謊報處罰的相關規定，但現實中因瞞報本身而受嚴懲的并不多見。對于相關政府工作人員，參與瞞報的風險成本太小，查出來了接受對礦難的處罰就是，沒查出來照樣升官發財，如此這般，想遏制礦難瞞報都難。
去年5月，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副局長黃毅接受媒體采訪時說，為什么礦難頻發？因為處罰下手不狠，雖然法律規定的處罰手段是很硬的。黃毅還有兩個發問：國家規定最高罰款200萬元，但哪個地區的煤礦罰款達到了這個數？有的地區達到80萬、100萬就算高的了；行政法規里規定，某個行政區域內有一兩處非法生產的礦井，就要對行政領導免職，現在有幾個免職的？
對礦難處罰下手不狠，對礦難瞞報下手更不狠。從根本上來說，還是覺得瞞報情有可原，沒嚴重到比礦難本身更可怕的地步。這讓人難以理解。礦難是大事，難道對礦難的瞞報就不是大事嗎？礦難讓若干生命殞滅了，瞞報卻讓他們死了白死，除了家屬其他人都不知道，有的甚至家屬都不知道，這難道不比讓生命殞滅更惡劣嗎？礦難發生了，各方會因此汲取教訓、亡羊補牢，瞞報卻讓礦難消失，把安全生產的嚴峻形勢變成了太平盛世平安無事，讓社會失去自我凈化的能力和機會，這種臨深淵而不自知的邁步難道不比臨深淵更可怕嗎？
要想讓一項制度的嚴厲條款發揮作用，其他配合條款也必須同等嚴厲。這是用制度進行有效管理的常識。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僅要對礦難處罰夠狠，對礦難瞞報更要加倍懲處。不僅要鼓勵對礦難的舉報，更要對舉報人以實質性物質獎勵和安全保護。這樣，礦難發生了，相關責任人才不敢瞞報，即使想瞞也瞞不了。把這些漏洞堵住了，才可能迫使他們回到安全生產的正道上來，不敢有須臾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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